每個人的「懺悔錄」—北村新作解析
2024年01月12日
及人的靈魂的反思與悔改,並在神性的光照下更新個體生命 ,或思考更新生命、過得勝生活的障礙或可能。 他的小說幾乎都以命案起筆,或者抽絲剝繭地寫案中案,或者透過對案件與庭審的細緻描摹,達到他所謂「心證」的目的,即被告或法官基於良心自由與事實提供或確信的證據。
「心證」的方法有點像英國基督徒作家G.K.切斯特頓的《布朗神父探案集》中的探案方法,運用在小說創作中,透過人物的心靈領悟或神學告白,來尋找探 案線索與證據。 偵探故事是其表層結構,其深層結構則是神學主張或宗教經驗。 如此,透過一起又一起命案的「心證」,作者如同撕開耶穌的傷口或社會人性之惡瘤給人看,令人思想人類深重的罪和基督無條件的愛,從而經歷強烈的心靈洗禮與 真誠的信仰告白。
從北村橫跨40多年的小說創作中,既可以看到他個人靈性生命成長的鮮明痕跡,又可見時代的精神風貌投下的長長的倒影。 北村成為基督徒是在1992年3月。 他的信仰見證描述說那年3月的一個夜晚,他被兩個信主的朋友帶到一個閣樓上,不過二十來分鐘的時間,他從閣樓上下來的時候,「感到天地都更新了 ,…我的靈魂到家了。」
這二十來分鐘的信仰頓悟,當屬神的奇異恩典。 然而北村在朝向信仰旅程上的掙扎、困難、悔改、得勝、喜樂與盼望等痕跡,卻在其小說創作中歷歷在目。 從早期「者說」系列的先鋒作品到他後來以平實樸素的方式創作眾多關於愛與愛情的小說,我們也可以看到他的靈性生命的成長記號。
從《憤怒》(2010年)到2016年的新作《安慰書》,北村已經越來越走出個人的封閉的「孤島」(《安慰書》語)。 兩本小說都以命案開始,以良心拷問或心靈懺悔結局。 也在某種程度上探索了基督之愛到「鄰人之愛」等公共性命題書寫的可能性。
北村近年(後期)的基督教小說,一方面延續他在前期作品中對「心證」的思考,另一方面更專注於與社會的互動,或者說他似乎開始關注社會更新的問題。 自2016年以後,中國大陸社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特別是他近期出版的小說,雖大多寫於疫情期,卻無一筆寫到疫情。 社會脈絡的劇烈變化經過他帶著聖靈的稜鏡的過濾,呈現出與前期作品既一脈相承又有所更新的變化。 筆者將之概括為由一個人的「懺悔錄」向每個人的「懺悔錄」的轉型,亦即轉向「在這個彎曲悖謬的時代每個人都渴望救贖,故而也都需要悔改」的言說。
倪柝聲神學的影響
北村的信仰背景,受到倪柝聲地方教會較深的影響。 倪柝聲對人的「靈、魂、體三元素」的分類也被北村所傳承。 這一分類在神學傳統上是有不少爭議的。 不過在基要真理上倪柝聲與倫敦弟兄會甚至莫拉維亞弟兄會和敬虔主義的傳統相連,可能又促進了其在文學與音樂上的實踐。
弟兄會(the Brethren)有不同的派系,如「開放弟兄會」(Open Brethren) 與從其中分別出來的「閉關弟兄會」(Exclusive Brethren)。 倪柝聲靠近後者。 悔改、靈命重生與內在生命的更新是弟兄會和敬虔傳統的重點。 基督徒藉著思想耶穌的憂傷,信靠耶穌、體驗喜樂的宗教感情,同時也藉著聖靈的光照,實現良心自由,歸正外顯的信仰生活模式,更新屬世的生活。
這也是北村前後期小說一以貫之的主題。 經歷試煉、背負十字架、順服神的律法、靠神喜樂──這些基督徒新生命生活的記號顯示信徒與基督真實的個人關係。 最初的敬虔主義是一種積極的基督教,它不是「寂靜主義」的(Quietism)的消極避世,而是強調要更新社會與文化。 這在北村近期的小說中更明顯一些。 他認同文化是信仰的彰顯,社會則是文化的顯出。 基督徒效法基督,應是改變社會的積極的行動者。 他近期小說中也出現了勇於承擔罪責的基督徒形象。
北村的寫作,既探討了漢語神學範式下文學表達的某種獨特性,也顯示了全球神學語境下漢語神學與文學的一個面相。
當代中國大陸是一個前現代、現代與後現代雜糅的「混現代」景觀社會,在這個時代,社會一方面不斷地世俗化,讓人們遠離基督教等宗教,另一方面未得到充分發展的、不 確定的現代性又促使人更迫切地需要與穩定的精神傳統和靈性秩序連結。 因而這是一種典型的後世俗語境,與諾貝爾文學獎作家莫言所著《豐乳肥臀》中「高密東北鄉」鄉民的精神世界相類似(莫言稱該書是「高密東北鄉 」的「聖經」)。
北村與他的福州前輩倪柝聲的信仰傳統相接壤,而他更有意識地打造了「霍童」這樣一個被基督福音撫觸過的中國南方千年古鎮,從而在近現代中國基督教福地上又增添了一 份福州的文學記憶版圖與靈性精神空間。
在這樣的脈絡下,基督教小說如何寫的問題,也是一個基督徒作家如何理解信仰傳統以及如何信的問題。 因此,後世俗的視角可以幫助基督徒思考如何妥善處理世俗與信仰的關係並繼續相信的問題,從而信得更深遠,也更深刻地理解基督教文學應負的使命。
張蘊艷,獨立學者,愛荷華大學等多間歐美大學訪問學者,曾任上海交通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網友回應 | |
尚未登入,無法參與回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