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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我們不能拋棄意見相左的朋友?

愛讓我們能待在一起,即使我們的想法不一樣。

2024年01月09日

Christianity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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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先生搬來明尼蘇達時,才剛新婚不久,我們在那裡沒有半個朋友。我們需要一段時間來建立關係。我的神學院課程還沒有開始,而且我們都在家裡工作,所以沒有同事或同學會關心我們。那幾個月很孤獨。我天性比較內向,「明尼蘇達式友善」(Minnesota Nice)並不等同於 「明尼蘇達州的人實際上想和你成為閨蜜」。

但後來我們找到新的教會,並透過教會交到許多好朋友,簡直情誼滿溢。這些朋友為我們鏟過人行道的雪、為我們的孩子織過毛衣,以各種宴會招待我們。

他們同樣也是與我們在神學和政治上有很大分歧的朋友,我們對這些分歧進行長時間的討論,有時充滿憤怒,有時充滿淚水。「理論上而言,我們的距離非常遙遠,」正如一位朋友在我們一系列道別活動中評論的那樣。然而,我們曾在同個社區買房子,好讓我們能一直在彼此附近。

我提及這些友情不是為了誇耀。畢竟,我只是他們眾多朋友裡面的一個。但這裡仍有值得慶祝的事。在我們這個時代,人際關係是否能維持,往往取決於報紙上的內容。友情總是自願的,但我們美國人越來越傾向視我們的友情為意識形態的聯盟、有條件的連結關係,是能互相認可我們的選擇和想法的空間,是自我受益的機會。

例如,在《紐約時報》發表的一篇有爭議的文章裡,作者以讚許的口氣解釋如何「擺脫讓人不滿意、沒用處的關係」,並在那些「讓你對世界、對自己感覺更好」的朋友身上花最多的精力。

更鮮明的例子是,反對凌亂的收納女王近藤麻理惠(Marie Kondo)在她的網站上提供一份「整理關係」的指南。她建議,如果經過深思熟慮後,「你確定某個人的價值觀與你在根本上不一樣,或是有衝突,你應該考慮放棄這段關係」。

美國人的個人主義並非新鮮事,然而幾十年來,我們的社交圈子變得越來越小。 家庭正在萎縮;地方的各種組織正處於長期衰退中。社交生活收縮到只有「我」和那些「我選擇」和我一起消磨時間的少數人。並且,如果這種聯盟不再對雙方有利,它可能僅限於「目前」這段時間而已。

在這種模式下,友情是種淺薄的東西,如果它帶來的麻煩超過它的價值,就可能被拋棄,像約拿一樣被扔到海里,好以平息風暴。如果你的朋友做錯事或持有錯誤的價值觀——那些你認為錯誤、無禮、有害或讓人煩躁的——特別是如果涉及到與道德相關的事、與神學或政治有關的事——也許你該和他們切割,或甚至在公共場合譴責他們的無知、不正當性或錯誤,這樣其他人才會知道你不是那樣的人,你不容忍這種行為。不巧的是,有超過四分之一的美國人回報自己曾刻意與親密的家庭成員疏離。

我能理解這種心態。如果對重大議題存在嚴重分歧,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往往會很緊張,畢竟,在「這個世界應是什麼樣子、應做好哪些事」等大問題上,若有與自己想法一樣的朋友,是件很好的事。在這種簡單的關係中,你不需要懷疑自己是否沒有履行身為一個「好的朋友」的責任,這種關係讓人感到輕鬆,也有必要性。

但擁有一個在大事上與你想法不一樣的朋友也是很好的事,因為你們會幫助對方成熟(箴27:17)。有時這種關係也許很困難,讓你在道德上感到混亂。但是,如果我們在急於尋找政治盟友的過程中排除這種類型的友情,我們最終會走向何方?

我和先生搬來明尼蘇達時,才剛新婚不久,我們在那裡沒有半個朋友。我們需要一段時間來建立關係。我的神學院課程還沒有開始,而且我們都在家裡工作,所以沒有同事或同學會關心我們。那幾個月很孤獨。我天性比較內向,「明尼蘇達式友善」(Minnesota Nice)並不等同於 「明尼蘇達州的人實際上想和你成為閨蜜」。

但後來我們找到新的教會,並透過教會交到許多好朋友,簡直情誼滿溢。這些朋友為我們鏟過人行道的雪、為我們的孩子織過毛衣,以各種宴會招待我們。

他們同樣也是與我們在神學和政治上有很大分歧的朋友,我們對這些分歧進行長時間的討論,有時充滿憤怒,有時充滿淚水。「理論上而言,我們的距離非常遙遠,」正如一位朋友在我們一系列道別活動中評論的那樣。然而,我們曾在同個社區買房子,好讓我們能一直在彼此附近。

我提及這些友情不是為了誇耀。畢竟,我只是他們眾多朋友裡面的一個。但這裡仍有值得慶祝的事。在我們這個時代,人際關係是否能維持,往往取決於報紙上的內容。友情總是自願的,但我們美國人越來越傾向視我們的友情為意識形態的聯盟、有條件的連結關係,是能互相認可我們的選擇和想法的空間,是自我受益的機會。

例如,在《紐約時報》發表的一篇有爭議的文章裡,作者以讚許的口氣解釋如何「擺脫讓人不滿意、沒用處的關係」,並在那些「讓你對世界、對自己感覺更好」的朋友身上花最多的精力。

更鮮明的例子是,反對凌亂的收納女王近藤麻理惠(Marie Kondo)在她的網站上提供一份「整理關係」的指南。她建議,如果經過深思熟慮後,「你確定某個人的價值觀與你在根本上不一樣,或是有衝突,你應該考慮放棄這段關係」。

美國人的個人主義並非新鮮事,然而幾十年來,我們的社交圈子變得越來越小。 家庭正在萎縮;地方的各種組織正處於長期衰退中。社交生活收縮到只有「我」和那些「我選擇」和我一起消磨時間的少數人。並且,如果這種聯盟不再對雙方有利,它可能僅限於「目前」這段時間而已。

在這種模式下,友情是種淺薄的東西,如果它帶來的麻煩超過它的價值,就可能被拋棄,像約拿一樣被扔到海里,好以平息風暴。如果你的朋友做錯事或持有錯誤的價值觀——那些你認為錯誤、無禮、有害或讓人煩躁的——特別是如果涉及到與道德相關的事、與神學或政治有關的事——也許你該和他們切割,或甚至在公共場合譴責他們的無知、不正當性或錯誤,這樣其他人才會知道你不是那樣的人,你不容忍這種行為。不巧的是,有超過四分之一的美國人回報自己曾刻意與親密的家庭成員疏離。

我能理解這種心態。如果對重大議題存在嚴重分歧,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往往會很緊張,畢竟,在「這個世界應是什麼樣子、應做好哪些事」等大問題上,若有與自己想法一樣的朋友,是件很好的事。在這種簡單的關係中,你不需要懷疑自己是否沒有履行身為一個「好的朋友」的責任,這種關係讓人感到輕鬆,也有必要性。

但擁有一個在大事上與你想法不一樣的朋友也是很好的事,因為你們會幫助對方成熟(箴27:17)。有時這種關係也許很困難,讓你在道德上感到混亂。但是,如果我們在急於尋找政治盟友的過程中排除這種類型的友情,我們最終會走向何方?

對J.K.羅琳的獵巫審判,我們都有份
PUBLIC THEOLOGY
對J.K.羅琳的獵巫審判,我們都有份
我們對自己群體的沈默最終會導致我們加入暴徒的行列,把女巫從我們中間抓出來審判。
RUSSELL MOORE
可能會和我們現今社會的情況差不多。人們普遍認同孤獨病在我們的社會裡盛行,我們糾結於和人進行有意義的對話。約有五分之四的美國人回報,他們在過去一年裡很少,或甚至沒有與人進行過關於信仰的對話,許多人之所以不進行這種對話,是希望避免「緊張的氛圍或爭論」以及擔心冒犯他人。

我們對其他實質性的對話也有類似的防備心,例如關於政治的話題。「美國人平均只有四個親密的社會關係,」尼古拉斯·A·克里斯塔基斯(Nicholas A. Christakis)和詹姆斯·H·法勒(James H. Fowler)在他們2011年的著作《連結》中如此寫道。「可悲的是,有12%的美國人說,他們沒有可以一同討論重要議題或共度自由時光的對象。在另一個極端裡,有5%的美國人回報自己的生命裡有至少八個能與自己這樣互動的人。」(按照這個標準,我想我屬於極端的那一邊。)

如果你的目的是為了避免被拒絕,這種沉默是有道理的,但這不是友情應該有的樣子,特別是基督徒的友情。基督徒的友情應該更加持久(傳4:9-12),經得起意見分歧的壓力,甚至是爭論及冒犯(彼前4:8-10)。

我最近重溫了魯益師(C. S. Lewis)在《四種愛》裡對友情的反思。他承認,友情確實是自願的,不受其他親密關係天然有的義務約束。魯益師寫道:「我沒有義務成為任何人的朋友,這世上也沒有人有義務成為我的朋友。就像哲學、藝術、及宇宙本身(上帝沒有創造宇宙的需求),友情是不必要的。它沒有生存價值;然而,它是賦予生存得以有價值的東西之一。」

但後來我轉向他所寫的另一種類型的愛,魯益師稱之為「親愛」(affection)。他說,這種愛與熟悉有關。親愛(affection)並非由人們特別「選擇」,常常被視為理所當然。然而,這種愛「可以進入其他的愛中,並使它們全面著色,成為其他愛日復一日運作的媒介。如果沒有親愛,其他愛或許無法持續得很好,」他寫道。「結交朋友並不等於對他充滿濃烈的情感。但當你的朋友逐漸成為老朋友時,他身上所有那些原本與友情無關的東西,都會因為相識已久而變得熟悉和親切。」

我逐漸開始覺得,「親愛」(affection)正是我們在許多關係裡缺少的東西。因為它的缺失,這些關係維持得不是很好,在政治兩極化、神學分歧或其他意識形態差異的壓力下變得難以忍受。或許我們在這個變幻、暴躁、相互隔絕的時代缺少親愛之情,正是因為我們不願緊緊抓住它,直到我們之間的親愛之情慢慢積累。總是有另一個人、地方或職位在爭奪我們的注意力。

正是這樣的認知,讓我如今在離開之際,十分感激我們在明尼蘇達州所建立的友情。我認為它建立得足夠牢固,當我們談及我們的「老朋友」時,我們指的不是「曾經的」,而是「熟悉的」朋友。

翻譯:吳京寧 / 校編: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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