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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我們不能拋棄意見相左的朋友？

愛讓我們能待在一起，即使我們的想法不一樣。

2024年01月09日

Christianity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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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先生搬來明尼蘇達時，才剛新婚不久，我們在那裡沒有半個朋友。我們需要一段時間來建立關係。我的神學院課程還沒有開始，而且我們都在家裡工作，所以沒有同事或同學會關心我們。那幾個月很孤獨。我天性比較內向，「明尼蘇達式友善」（Minnesota Nice）並不等同於 「明尼蘇達州的人實際上想和你成為閨蜜」。

但後來我們找到新的教會，並透過教會交到許多好朋友，簡直情誼滿溢。這些朋友為我們鏟過人行道的雪、為我們的孩子織過毛衣，以各種宴會招待我們。

他們同樣也是與我們在神學和政治上有很大分歧的朋友，我們對這些分歧進行長時間的討論，有時充滿憤怒，有時充滿淚水。「理論上而言，我們的距離非常遙遠，」正如一位朋友在我們一系列道別活動中評論的那樣。然而，我們曾在同個社區買房子，好讓我們能一直在彼此附近。

我提及這些友情不是為了誇耀。畢竟，我只是他們眾多朋友裡面的一個。但這裡仍有值得慶祝的事。在我們這個時代，人際關係是否能維持，往往取決於報紙上的內容。友情總是自願的，但我們美國人越來越傾向視我們的友情為意識形態的聯盟、有條件的連結關係，是能互相認可我們的選擇和想法的空間，是自我受益的機會。

例如，在《紐約時報》發表的一篇有爭議的文章裡，作者以讚許的口氣解釋如何「擺脫讓人不滿意、沒用處的關係」，並在那些「讓你對世界、對自己感覺更好」的朋友身上花最多的精力。

更鮮明的例子是，反對凌亂的收納女王近藤麻理惠（Marie Kondo）在她的網站上提供一份「整理關係」的指南。她建議，如果經過深思熟慮後，「你確定某個人的價值觀與你在根本上不一樣，或是有衝突，你應該考慮放棄這段關係」。

美國人的個人主義並非新鮮事，然而幾十年來，我們的社交圈子變得越來越小。 家庭正在萎縮；地方的各種組織正處於長期衰退中。社交生活收縮到只有「我」和那些「我選擇」和我一起消磨時間的少數人。並且，如果這種聯盟不再對雙方有利，它可能僅限於「目前」這段時間而已。

在這種模式下，友情是種淺薄的東西，如果它帶來的麻煩超過它的價值，就可能被拋棄，像約拿一樣被扔到海里，好以平息風暴。如果你的朋友做錯事或持有錯誤的價值觀——那些你認為錯誤、無禮、有害或讓人煩躁的——特別是如果涉及到與道德相關的事、與神學或政治有關的事——也許你該和他們切割，或甚至在公共場合譴責他們的無知、不正當性或錯誤，這樣其他人才會知道你不是那樣的人，你不容忍這種行為。不巧的是，有超過四分之一的美國人回報自己曾刻意與親密的家庭成員疏離。

我能理解這種心態。如果對重大議題存在嚴重分歧，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往往會很緊張，畢竟，在「這個世界應是什麼樣子、應做好哪些事」等大問題上，若有與自己想法一樣的朋友，是件很好的事。在這種簡單的關係中，你不需要懷疑自己是否沒有履行身為一個「好的朋友」的責任，這種關係讓人感到輕鬆，也有必要性。

但擁有一個在大事上與你想法不一樣的朋友也是很好的事，因為你們會幫助對方成熟（箴27:17）。有時這種關係也許很困難，讓你在道德上感到混亂。但是，如果我們在急於尋找政治盟友的過程中排除這種類型的友情，我們最終會走向何方？

我和先生搬來明尼蘇達時，才剛新婚不久，我們在那裡沒有半個朋友。我們需要一段時間來建立關係。我的神學院課程還沒有開始，而且我們都在家裡工作，所以沒有同事或同學會關心我們。那幾個月很孤獨。我天性比較內向，「明尼蘇達式友善」（Minnesota Nice）並不等同於 「明尼蘇達州的人實際上想和你成為閨蜜」。

但後來我們找到新的教會，並透過教會交到許多好朋友，簡直情誼滿溢。這些朋友為我們鏟過人行道的雪、為我們的孩子織過毛衣，以各種宴會招待我們。

他們同樣也是與我們在神學和政治上有很大分歧的朋友，我們對這些分歧進行長時間的討論，有時充滿憤怒，有時充滿淚水。「理論上而言，我們的距離非常遙遠，」正如一位朋友在我們一系列道別活動中評論的那樣。然而，我們曾在同個社區買房子，好讓我們能一直在彼此附近。

我提及這些友情不是為了誇耀。畢竟，我只是他們眾多朋友裡面的一個。但這裡仍有值得慶祝的事。在我們這個時代，人際關係是否能維持，往往取決於報紙上的內容。友情總是自願的，但我們美國人越來越傾向視我們的友情為意識形態的聯盟、有條件的連結關係，是能互相認可我們的選擇和想法的空間，是自我受益的機會。

例如，在《紐約時報》發表的一篇有爭議的文章裡，作者以讚許的口氣解釋如何「擺脫讓人不滿意、沒用處的關係」，並在那些「讓你對世界、對自己感覺更好」的朋友身上花最多的精力。

更鮮明的例子是，反對凌亂的收納女王近藤麻理惠（Marie Kondo）在她的網站上提供一份「整理關係」的指南。她建議，如果經過深思熟慮後，「你確定某個人的價值觀與你在根本上不一樣，或是有衝突，你應該考慮放棄這段關係」。

美國人的個人主義並非新鮮事，然而幾十年來，我們的社交圈子變得越來越小。 家庭正在萎縮；地方的各種組織正處於長期衰退中。社交生活收縮到只有「我」和那些「我選擇」和我一起消磨時間的少數人。並且，如果這種聯盟不再對雙方有利，它可能僅限於「目前」這段時間而已。

在這種模式下，友情是種淺薄的東西，如果它帶來的麻煩超過它的價值，就可能被拋棄，像約拿一樣被扔到海里，好以平息風暴。如果你的朋友做錯事或持有錯誤的價值觀——那些你認為錯誤、無禮、有害或讓人煩躁的——特別是如果涉及到與道德相關的事、與神學或政治有關的事——也許你該和他們切割，或甚至在公共場合譴責他們的無知、不正當性或錯誤，這樣其他人才會知道你不是那樣的人，你不容忍這種行為。不巧的是，有超過四分之一的美國人回報自己曾刻意與親密的家庭成員疏離。

我能理解這種心態。如果對重大議題存在嚴重分歧，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往往會很緊張，畢竟，在「這個世界應是什麼樣子、應做好哪些事」等大問題上，若有與自己想法一樣的朋友，是件很好的事。在這種簡單的關係中，你不需要懷疑自己是否沒有履行身為一個「好的朋友」的責任，這種關係讓人感到輕鬆，也有必要性。

但擁有一個在大事上與你想法不一樣的朋友也是很好的事，因為你們會幫助對方成熟（箴27:17）。有時這種關係也許很困難，讓你在道德上感到混亂。但是，如果我們在急於尋找政治盟友的過程中排除這種類型的友情，我們最終會走向何方？

對J.K.羅琳的獵巫審判，我們都有份
PUBLIC THEOLOGY
對J.K.羅琳的獵巫審判，我們都有份
我們對自己群體的沈默最終會導致我們加入暴徒的行列，把女巫從我們中間抓出來審判。
RUSSELL MOORE
可能會和我們現今社會的情況差不多。人們普遍認同孤獨病在我們的社會裡盛行，我們糾結於和人進行有意義的對話。約有五分之四的美國人回報，他們在過去一年裡很少，或甚至沒有與人進行過關於信仰的對話，許多人之所以不進行這種對話，是希望避免「緊張的氛圍或爭論」以及擔心冒犯他人。

我們對其他實質性的對話也有類似的防備心，例如關於政治的話題。「美國人平均只有四個親密的社會關係，」尼古拉斯·A·克里斯塔基斯（Nicholas A. Christakis）和詹姆斯·H·法勒（James H. Fowler）在他們2011年的著作《連結》中如此寫道。「可悲的是，有12%的美國人說，他們沒有可以一同討論重要議題或共度自由時光的對象。在另一個極端裡，有5%的美國人回報自己的生命裡有至少八個能與自己這樣互動的人。」（按照這個標準，我想我屬於極端的那一邊。)

如果你的目的是為了避免被拒絕，這種沉默是有道理的，但這不是友情應該有的樣子，特別是基督徒的友情。基督徒的友情應該更加持久（傳4:9-12），經得起意見分歧的壓力，甚至是爭論及冒犯（彼前4:8-10）。

我最近重溫了魯益師（C. S. Lewis）在《四種愛》裡對友情的反思。他承認，友情確實是自願的，不受其他親密關係天然有的義務約束。魯益師寫道：「我沒有義務成為任何人的朋友，這世上也沒有人有義務成為我的朋友。就像哲學、藝術、及宇宙本身（上帝沒有創造宇宙的需求），友情是不必要的。它沒有生存價值；然而，它是賦予生存得以有價值的東西之一。」

但後來我轉向他所寫的另一種類型的愛，魯益師稱之為「親愛」（affection）。他說，這種愛與熟悉有關。親愛（affection）並非由人們特別「選擇」，常常被視為理所當然。然而，這種愛「可以進入其他的愛中，並使它們全面著色，成為其他愛日復一日運作的媒介。如果沒有親愛，其他愛或許無法持續得很好，」他寫道。「結交朋友並不等於對他充滿濃烈的情感。但當你的朋友逐漸成為老朋友時，他身上所有那些原本與友情無關的東西，都會因為相識已久而變得熟悉和親切。」

我逐漸開始覺得，「親愛」（affection）正是我們在許多關係裡缺少的東西。因為它的缺失，這些關係維持得不是很好，在政治兩極化、神學分歧或其他意識形態差異的壓力下變得難以忍受。或許我們在這個變幻、暴躁、相互隔絕的時代缺少親愛之情，正是因為我們不願緊緊抓住它，直到我們之間的親愛之情慢慢積累。總是有另一個人、地方或職位在爭奪我們的注意力。

正是這樣的認知，讓我如今在離開之際，十分感激我們在明尼蘇達州所建立的友情。我認為它建立得足夠牢固，當我們談及我們的「老朋友」時，我們指的不是「曾經的」，而是「熟悉的」朋友。

翻譯：吳京寧 / 校編：Yiting Ts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