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一篇討論公民抗命的財經報刊文章，觸發「萬人佔領中環爭普選」討論不段發酵，至今不息，再發展成行動七步曲，還有北京以「加設預選的普選」針鋒相對。這一切，戴耀廷都始料不及。他說自己成了一台戲，給世人觀看。

　　事情變化之快，這篇專訪註定一刊出就有點過時，卻是思考「佔領中環」的中途站，思考為了香港的公義與未來，我們可以做點甚麼。以下為今期《時代論壇》專訪戴耀廷的部份內容：




戴：戴耀廷（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
羅：羅民威（《時代論壇》總編輯）

「走下去」的信仰反思動力

羅：現時你推動「佔領中環」，到了甚麼階段？

戴：現在仍在醞釀期，和不同民間團體、政黨和學生團體接觸，還有媒體。可能還會繼續一段時間，還是在「傳道」過程之中，不過開始會做組織工作。「佔領中環」的《信念書》已草擬好，三月底會開記者招待會。

羅：早前你對傳媒說有「隱晦的壓力」，現在這些壓力是否仍然隱晦？

戴：因為「隱晦」，所以也談不到的了。倒沒有直接壓力，只覺疲累，經常四出傾談，人疲累就自然緊張。我的生活節奏亦全改變了，會很不習慣。事情發展下去，可以預見很複雜，亦會有很多事情你不能預見。壓力是來自「如何繼續下去？」。

羅：有沒有信仰的推動力，支持你在疲累中繼續走下去？

戴：我在信仰層面的信仰反思是基礎。二○一一年正值我在大學的大休年，原打算寫書，但到了最後幾個月卻做回公共神學和法律公義的關係，寫了一篇文章，一二年在澳洲出版，後來譯成中文，一三年一月在《中國神學研究院期刊》刊出，同期我在《信報》的文章也刊出了（〈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一月十六日）。我覺得神讓我在信仰上先反思法律公義與公共神學的關係。我原本也不大醒覺這一點，不過我有一位新的研究助理是基督徒，協助法律與宗教的研究項目。為了讓他了解我的想法，我給他看了幾篇自己的文章，看完之後他說：我在裡面好像看見了「佔領中環」的影蹤。......

是公民參與運動　不是教會參與運動

羅：論到「佔領中環」，你曾提及希望有宗教人員參加，至今宗教人士可有甚麼回應？

戴：朱耀明牧師已一同工作，遲些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等亦會舉辦相關活動。教會領袖方面暫時仍未有直接接觸去談。有趣的是，在不同場合之中，有記者和金融界朋友找我談，我原沒有期望對方是基督徒，他們卻要談信仰層面的事情。過程中也見到很多基督徒有思考和認同。

......

羅：你期望有不同階層的宗教領袖參與，但他們也要面對教會內不同政治傾向的人，若要參加，如何交代？

戴：其實整個行動是一個公民參與的行動，而不是教會參與運動。當然堂會要交代的是神，而不是人。有數間堂會已約了我去他們的團契分享，大家可以討論，然後自行作神學反思，認為符合信仰的，可考慮簽（承諾書），若不然就不簽。也可能他支持「佔領中環」，但認為自己未去到付出這樣的代價的地步，未必自己參與──這行動始終是要付代價的。每個人在不同階段有不同歷程，就算他認同你，也不一定要現在參與。

甚麼公義值得犯法來爭取？

羅：對不少信徒來說，奉公守法是當盡之義。你為何相信，上主會喜悅你鼓勵人犯法？甚麼樣的公義，值得以犯法來爭取？

戴：這也是我在神學反思中得出的結果：新舊約聖經很強調公義是照顧弱勢社群，讓他們的基本權利不受剝奪。用甚麼制度來做到這點？人類歷史的發展有很多不同經驗。以憲政制度為例，雖然不完美，但很多方面都很受基督教思想的影響。......

　　當社會制度和法律制度不公義，下一步我們就會問：信徒可以做甚麼履行公義。制度不公義需要制度性的處理。若我們認為香港社會有很多不公義是源自制度的，尤其是欠缺民主憲政制度時，我們就要問如何使這憲政制度得以出現。在香港歷史裡所有可以用的方法差不多都用了，仍未推動到改變，就要想最後一著，以非暴力來做......

當身邊人開始問「你會否去？」

羅：你們初步找一萬人，不少知名人士表態參加，有否讓一般市民卻步？

戴：我沒這印象。我所認識的一般人群體，一聚首就談「你會否去？」，各自在思考。

　　反而我跟朱耀明和陳健民談後有點修正：一開始時我們要求參與者必須公民抗命、要自首和不抗辯。現在我們想應該讓參與者自行計算參加的代價，願意付出多少──總會比現在多，否則不用參與「佔領中環」──但可以開放，例如不參與公民抗命，但參與支援工作；或是願意公民抗命，但不願意自首，只會靜待拘捕；當然也希望有一班堅實的──於是參與者可以有點選擇。人因應生命所處階段，可付出的代價也有程度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