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名:補選能反映民意
2011年08月30日
基督徒民主教室已於八月廿六日晚假基督教會活石堂(九龍堂)舉辦「堵塞漏洞定剝奪權利?──基督徒應如何回應遞補機制」論壇,由港大法學院副教授戴耀廷及科大社會科學學部副教授成名擔任講員,探討基督徒應如何回應遞補機制。基督徒民主教室秘書劉志雄指曾邀請香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出席討論但不成功。
公投影響政策,阻止惡法
成名指市民沒有普選行政長官的權利,「只要行政長官反對復建居屋,居屋復建便遙遙無期。」在港式半專制制度下,立法會一半議席由功能組別選舉產生,在九七年後推行的分組點票下,功能組別只需十五名議員投反對或棄權票,便能否決議員的提案:「例如幾年前有議員提出要調查屏風樓是否影響市民健康,又有議員提出發水樓問題,但都遭到功能組別否決。」在○九至一○年,有四十二項議員議案在分組點票下不獲通過,當中涉及經濟、政治、法治及人權等關乎民生利益的議案。所以香港有以補選、變相公投方式影響政策或政制,從而減低制度之惡的需要。
公投在外國普遍,一九七一至二○○五年有卅五個新興民主國家,舉行了四百卅三次公民投票,其中九十六次(22.2%)發生在亞洲。而公投中有關制度及人權的議題佔超過一成三。公投可提供社會或政制一個方向,從而促進民主發展。先辭職後補選的變相公投曾在英國、印度、加拿大等多國發生。「例如○八年英國提出一個新的反恐法,不需經過審訊便可扣留疑犯四十二天,當時有在野黨國會議員辭職參選,以保障英國人人權為議題,對手以浪費公帑為由反對並參選,結果辭職議員成功當選,最後政府撤回法案。」
公社兩黨主導,配合民間團體,透過集會、互聯網等方式動員群眾,刺激市民反思功能組別及半獨裁政體對香港的害處。更多公眾了解政府原有的政改方案,逼使政府舉辦「余曾辯」,結果令市民更排斥特區政府提出的不民主政改方案,甚至有多達71%市民同意在二○一二或二○一六年取消功能組別,創歷年新高。之後民主黨更與中聯辦進行破天荒談判,都是補選推進了香港的民主發展。
另外,政府經常以浪費公帑及影響立法工作批評辭職補選,只是「政府對市民進行洗腦」,例如「五區總辭」耗資約一點二六億,其實只是每人花費十八元而已。而且變相公投式的補選並非經常發生,如英國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九七年整整79年間,只發生了二十次。「立法會議員若任意濫用辭職補選,他們會輸,甚至牽連所屬政黨」而且補選會在議員辭職數個月內舉行,影響議會工作有限。
港式遞補機制的荒謬
成名指,世界一百八十九個國家二百六十六個議會當中,沒有一個國家設有法例禁止已辭職的立法議員以補選在同屆立會任期內重返同一議院。全球有六十個國家使用補選填補立法會議員出缺;用同名單填補的則只有卅一個。「機械式的同名單遞補會帶來一些荒謬情況:有政黨爆發涉及眾多同名單參選黨員的道德醜聞,但仍會替換出缺黨員。」例如愛爾蘭堅持補選就是防止受歡迎的政客故意當選後請辭讓位予不受歡迎的。德國、波蘭和芬蘭採用名單替補制,但他們是真正民主普選的國家,並設公投制度,與香港的情況不同。
雖然中央曾承諾二○一七普選行政長官,二○二○選出立法會,但拒絕承諾不對行政長官候選人進行政治性篩選及取消功能組別。例如今年的政改方案,也拒絕將功能組別的「公司」和「團體」票制度擴大至公司董事。「超級區議員的選舉經費上限是六百萬,連富貴黨自由黨也嫌太高。民建聯的捐款十倍於民主黨,五倍於民主黨加公民黨」,有利於民建聯出選超級區議員。「遞補機若非有法律界高調批評,議會內少數議員集體退出草案委員會,從而喚起傳媒及廣大市民注意,引發二十多萬人遊行,香港人的補選權便會無聲無息消失。」
戴耀廷指出不同方案的弊處:
第一方案:即梁美芬議員提出的「限制辭職議員參選同屆議會」方案,同時限制了投票人的權利及參選人的被選舉權。引發討論「這是否不合理的限制」,亦即討論「阻截變相公投是否一個合理安排」,戴耀廷指這是一個政治性的議題,會有人不滿並入稟,很大機會被推為另一次釋法事件。
第二方案就是最大餘額替補,會嚴重扭曲選民意願,正如「想看陳奕迅演唱會卻被逼看林峰」的例子。政府修訂後的同名單遞補雖沒有影響選民表達意願,因為他們投票是投給一張名單而非名單中的某一個人,所以合憲;不過若同名單的人不肯補上,或名單中只有一人,結果由另一張名單補上便是不妥。政府辯稱選民在投票時已知應承擔後果,但是逼選民在投票時考慮遞補機制,又或選多名單以防議員辭職都是不合理的要求。結果都會有人不滿並訴訟,更會引來人大釋法。
方案三是指「非自願辭職就補選,自願辭職就替補」,這是收窄了的方案二,但始終離不開一人名單的問題。
方案四是參考德國議會讓議席懸空,不過德國議會很大,選舉每年都可產生不同數目議席,所以懸不懸空影響不大,相反香港法定了議席數目,懸空會引起法律問題。
比較上述方案,戴耀廷支持維持現狀,又不會引起訴訟釋法。相反,政府硬推方案,即使夠票通過,立即會有人提出訴訟,再加上訴、司法覆核等等,容易拖至下屆特首上任,並剛好與將要討論的政制方案重疊,纏繞著下屆政府。
諮詢文件中使用「漏洞」一詞,帶有負面意思,亦假設有「漏洞」必須「堵塞」,這是違反程序公義。戴耀廷指遞補諮詢跟李克強訪港的保安情形相似,政府可能收到中央的命令,又或上面含糊一句「看著辦吧」,便需猜測上頭心意行動,結果適得其反。
台下有會眾問到作為信徒應如何回應這種政治生態,戴耀廷指有很多不同方法,例如低度參與性的傳福音幫助窮人,更進一步的如聚集社會精英培養政治領袖。又或者成為反對派人士的支援場所;教會領袖成為社會良心,甚至政治力量,如波蘭或菲律賓的天主教教會,但香港信徒多是比較低度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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