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播為動盪時局心靈慰藉
2011年0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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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基督教研究中心最近整理30多萬封內地聽眾於1959年至2004年間，去信遠東廣播的信件，以了解內地信徒對信仰的心態，中大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遂於四月十一日舉辦「聽不到的聲音：中國大陸福音廣播聽眾來信研究」公開講座，揭示了中國政治局勢變遷與民間社會的動態關係，特別是開放前教會及信徒的命運與抉擇。
是次講座講員包括中大崇基學院神學院副教授邢福增博士、基督教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助理吳劍麗及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高師寧教授。聚會約三十人出席。該批信件是香港遠東廣播早前捐贈予該中心作研究之用。
福音廣播：文革下心靈慰藉
邢福增說，新中國成立後，福音廣播突破各種籓籬，默默參與內地基督教發展。十年文革時，中國教會雖表面上被革命浪潮吞噬，有來信信徒表示感到困惑，但有信徒堅守信仰，甚至作另類抵抗，此時福音訊息透過大氣電波，成為動盪時局下人的心靈慰藉。
文革時，有曾受打壓逼迫的姊妹來信表示，希望從聖經中找到對殘酷現實的答案。亦有弟兄因目睹文革的各種「武鬥」，感到「苦難深重，大有受法老欺壓感受」，更有弟兄說，會在可能的「安全」情況下高聲唱詩歌。邢福增分析，這些都反映信徒經歷連串政治運動，處境愈見艱難，而苦罪更是信徒在文革時期的切身體驗。
身處火紅年代的中國教會，處境亦非常惡劣。有廣東來信者表示，自1964年後，當地的弟兄姊妹沒有聖經可看，大部分聖經被燒毀，亦有南京來信者指，自己已停止聚會多年，「渴望能聽到像廣播中那樣的講道和傳福音」，又說自己在「心靈中是很需要肢體間彼此的交通」。
極「左」時期之廣播需求
由1959至1969年，遠東廣播收到的內地聽眾來信共140封，現存可辨認的來信則為132封。來信者絕大部分為信徒，佔整體132封信的47.1%，其餘為慕道者、信仰不詳者及無神論者。邢福增分析，信徒比例較高，反映福音廣播的形式對他們的重要性，而非信徒在聽到境外的宗教廣播後竟以寫信的方式回應，反映他們對境外新鮮事物的好奇。
此時期的來信亦有特別的現象，就是1966年雖是文革開始的第一年，但亦是內地聽眾來信「激增」的一年，由1965年的1封增至1966年的21封，到1968年更有59封信，成為由1959至1968年間的最高記錄。邢福增指出，當時全國上下均視宗教為消滅對象，收聽境外「敵台」廣播甚至是犯上「反革命罪」，但信徒仍敢於冒險寄信至香港，反映在「全能主義」（totalism）政治下，民眾的另類抵制與反抗。他形容：「這實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
來信地點方面，1959至1969年的來信以沿海地區比例較高，廣東省佔整體132封來信的64.4%（共85封），當中廣州市佔70封，佔整體53%。邢福增分析，沿海地區來信較多，相信是因為與廣播訊號接受較佳、基督教在那些地區具深厚傳統有關，反映信徒即使在極「左」時代，仍對宗教廣播有較大訴求。至於廣州市來信特多，則很有可能是因為粵港兩地關係較密切，在文革時兩地仍能維持通信有關。
1970至1983年：索取聖經的需求
有關1970至1983年的來信分析，吳劍麗指出，當時教牧信徒除承受文革十年的艱難外，亦對聖經有龐大需求，來信者要求索取聖經的，不單是信徒，而且包括非信徒及慕道者。她表示，在聖經欠缺情況下，信徒要排隊借閱並盡量抄錄經文，或者憑記憶默寫章節，然後再互相抄寫。
文革結束後，遠東廣播在1979年收到的信件多達10781封。及至改革開放，大教堂聚會陸續恢復，部分地區的個別教產亦獲發還。吳劍麗說，獲發還教產僅屬少數，來信也反映不少地區的教產至1980年代中期仍因種種原因被扣住。她表示，教產歸還的局部及緩慢執行，對教會重開造成影響，間接造就大量家庭教會的成立，尤以農村教會為甚。她亦透露，來信的信徒面對教會重開有不同反應：「有信徒表示持審慎觀望態度，亦有不少農村信徒因路途遙遠等實際情況，而選擇在家裡聚會。」
高師寧解讀開放後之來信趨勢
邢福增亦在講座上以圖表展示，由1974至2009年的中國來信數目趨勢。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高師寧教授回應時指，1978年後信件愈來愈多，是國家改革開放後的正常現象；80至90年代，農村來信者遠較城市為多，是因為那時期中國基督教的發展主要在農村，城市的基督教發展在1982年起才開始恢復；90年代中後期來信者下降，是因為中國出現下海浪潮，大量國民從商、淘金，由此影響國民對基督教的關注；90年代後期以還，來信者穩步上升，則是社會開放發展的正常結果，其中城市的新興基督教也其時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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