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慧文化20週年對談 艱難時代文字出版需要「魅力」
2026年11月21日
時局艱困,社群如何保持言論活力?在政治、經濟、人工智能的挑戰下,書籍出版業需要甚麼轉變與堅持?11月15日舉行的德慧文化20週年出版對談會,以「文字出版的著魅與解魅」為題,邀請資深作者、記者及編者,分享在當今文字工作中,有解魅與堅持的經驗和反思。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退休教授龔立人提及,出版人和寫作人對文字工作總有一份著迷,否則不會在如斯政治、經濟環境繼續寫作或出版,即使不時要因為種種限制與實用考慮而被迫無奈解魅。然而,生活仍然需要一份魅力,「不僅因為可以藉之逃避現實殘酷,更因為生活要有這種著魅,以致我們可以稱得上有意義過活。」
龔立人指出,面對自由受限,別進一步限制自己的自由,而出版人及寫作人仍要努力擴大這份自由,讓讀者和社會不致失去那一份可以有的自由。他憶述近年的訪問,烏克蘭女難民會在行李帶備香水和口紅,每天使用,表明自己雖在逃難,但「我仍是我」。
論到「紅線」問題,龔立人指「紅線」不是2020年後才出現,他以其2013年與羅秉祥合著討論同性戀題材的書為例,也會留意「甚麼應該寫,甚麼不應該」。後來,其著作《暗角言說上主》全面下架,以及兩本新著《約埋耶穌去旅行》和《差遣的上主》未能出版,也是「紅線」的另一種表現。然而,「若要避開問題,要找『安全』題材,其實大家又不安心,因為靈魂已不在那裡。」他說,當不能「我手寫我心」,有寫作人便選擇不寫;也有出版人不再出版,因為不想處理「無聊的」人和事;然而,仍有寫作人和出版人在堅持,他們值得有更好的合作夥伴。
龔立人又指,寫作人和出版人雖然對紙本書籍執迷,但在出版受限之下,電子書有其方便與需要,且能跨越地域封鎖。但他提醒,寫作人和出版人別執迷於單一形式,正如今天圖書館早已不僅提供借閱服務,博物館也不止限於收藏和展覽。
自由記者胡清心,以譚蕙芸的《家鎖》、張慧慈的《長女病》,以及邢福增的《中國乎?本土兮!》為例,指某些書籍暢銷,皆因能連結群體的共同情緒。她指出,現今的AI「爽劇」之所以受歡迎,是由於劇情按大數據精確計算,何時要掀動觀眾情緒,何時要滿足這些情緒需求。
「作者寫作的起點,是不應忽略讀者的情緒。在這時代,讓讀者有好奇心,願意打開一本書,而且持續看下去,重要的因素就是情緒。而當一本書能辨識讀者的情緒,那就正是私人寫作自然進入公共領域之時,因為那已經跨越個體,令陌生人之間的情感產生連結。」胡清心坦言,近年讀過一些爛書,也曾讓她對寫作與出版「解魅」,覺得出版失去神聖感,甚至浪費樹木資源。她亦說,今天人們多了不同的媒介取得資訊,願意閱讀長篇的讀者是愈來愈少,而書本寫作人所面對的「競爭者」也多了很多。
胡清心近年多次到外地採訪難民及受迫害者,未來亦有類似計劃。她以二戰後的香港作品為例,指出即使一些作品未必直接接觸讀者當下處境,這些作品仍存在超越處境的公共性,可以讓讀者辨識心中無以名狀的情緒,帶來討論。「這些文字未必能立刻對接我們當下處境,但當你生命某些時刻難以言說,你會發現這些遙遠故事的主人翁,能讓你忽然了解當下的某個瞬間。」她分享,這樣的寫作,也可讓作者重獲生命力,這也是文字工作的「著魅」。
來自台灣的游擊文化資深編輯黃恩霖,從編輯和閱讀經驗分享,「閱讀,可以讓人在受限和困頓中,經歷自由。」他出版過關於少數部落百年歷史的書,以漢語寫成。身為族人,在書中明言,他是以「借來的文字」,將族中人透過母語給他的分享寫出來。然而,該作者表示,雖然官方語言曾為他和族人帶來創傷,這套外來文字卻也能讓他們接觸到更多的人和更大的世界,透過閱讀經歷到另類自由。
黃恩霖說,文字工作就像香港作家韓麗珠所分享的,生命和寫作都是碎片,兩者碰撞會迸發出光芒。黃恩霖期望自己所編的書,也可以像陳慧小說集《木棉情書》裡〈書籤〉和〈書架〉提到的書本一樣,能在他人生命季節中佔一席位。聚會於荃灣基督中心堂舉行,約30人參加,當中不少是資深作者及出版人。大會表示,原本邀請的分享嘉賓譚蕙芸,因家事未能出席。
| 網友回應 | |
| 尚未登入,無法參與回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