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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和華人文化偏愛男嬰，移民教會如何輔導準爸媽？

基督徒應如何進行這些敏感的對話？

2024年02月05日

Christianity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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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兩個國家——中國和印度——都存在性別比例失調的問題，原因是文化上對男孩的偏好導致家庭選擇拋棄或墮胎女嬰。從2000至2020年，中國每出生100名女嬰，就有115名男嬰出生，而印度每出生100名女嬰就出生110名男嬰。這導致這兩個國家禁止用超音波來確定嬰兒的性別，儘管非法使用超音波的情況很普遍。

在中國和印度傳統文化中，女兒被視為家庭的負擔，因為女性一旦結婚，就會加入丈夫的家庭（在印度，妻子的家庭還需要附上昂貴的嫁妝）。另一方面，生男孩不僅意味著傳宗接代，也意味獲得女兒。

在中國，長達40年的一胎化政策加劇這一問題，該政策導致父母為獲得兒子選擇墮胎女嬰。自2016年以來，由於擔心人口結構劇變的炸彈出現，中國政府已放鬆此項政策。從去年開始，中國更取消與多生孩子相關的所有費用和罰款。雖然年輕人已摒棄一些關於性別的傳統觀念，但在2021年，中國每出生100名女嬰仍有112名男嬰出生。

在印度，根據皮尤研究中心2022年的一份報告，由於針對胎兒性別進行的選擇性墮胎，該國在過去二十年中「失踪」900萬名女童。正如本刊去年所報導：

儘管目前存在巨大的性別差異，但研究人員發現，印度所有宗教團體對男孩的偏愛正在減弱，並表示每年失踪女童的數量已從2010年的約48萬降至2019年的約41萬人。雖然基督徒佔印度人口的2.3%，「僅佔」失蹤人口的0.6%，但根據皮尤估計，基督徒佔印度失蹤女童人口中約5萬3000人。

當華人和印度人移民到美國時，隨著超音波檢查的普及，不同移民教會和事工領袖討論墮胎和性別偏好話題的方式也有所不同。榮辱文化（honor-shame culture）強烈地影響華人和印度人的文化，因此，性、意外懷孕和墮胎等議題並不常被提及。

本刊訪問六位在美國的教會領袖，了解他們如何向會眾談論生命的神聖不可侵犯性、性別平等相關話題，以及新移民應如何看待這些話題。以下訪問排序以更願意「公開談論」至較傾向「私下談論」此類議題。

Ruth Zhou，加州蒙特利公園華人事工主任
在我的教會，主日講道會提及墮胎、生命的神聖性和性別平等相關議題。有時我們會舉辦關於拒絕墮胎的會議或講座，有時會在團契小組中提及。多數會友都不支持墮胎或性別選擇——他們接受上帝賦予的性別。

我曾輔導過一些女性，她們往往因為婚姻中的衝突而考慮墮胎。我傾聽她們發自內心的分享——她們多數有很多的抱怨。有時她們希望我支持她們的決定，但我堅定地回答我不會支持她們墮胎。

我試著說服她們，告訴她們在媽媽子宮裡的嬰兒就是個生命，在媽媽子宮裡的胎兒和出生後的胎兒沒有差別。她們可能會說：「我沒有能力撫養這個孩子。」我會努力勸她們留下孩子，和她們說，說如果她不想撫養孩子，可以先把孩子生下來，讓別人收養，這比墮胎好。然後我會為她禱告，讓聖靈感動她的心。

James Hwang，前遠東廣播公司（FEBC）中文事工執行主任，休士頓Clear Lake華人教會前主任牧師
我會根據聖經的教導，強調生命的價值和性別平等，並在講台上就這些主題講道。我通常每年至少在母親節前後講一次相關的內容，強調神對女性的計劃和目的。例如，我曾就耶穌家譜中的四位外邦女性（馬太福音第1 章）、上帝對相互順服的呼召（以弗所書5:21）以及男性和女性都是上帝按照祂的形象所造的（創1:27）進行過講道。因此，「每個生命，無論男女，都是神聖的受造物」這ㄧ主題每年都有數次相關的講道。

我自己家庭的親身經歷——我們有三個女兒——正反映這樣的價值。儘管透過醫療過程知道她們的性別，我從未考慮墮胎。

多數華人家庭仍緊抓著傳宗接代的傳統，自然希望至少有一個兒子。在過去，這意味著家庭會不斷嘗試，直到生出兒子為止。但到了1979年中國共產黨開始執行一胎化政策後，這個傳統才開始導致人們墮胎。

對我們華人移民教會來說，會眾裡許多人是來美國後才成為基督徒的，他們正在努力成為新造的人，並學習這個新的世界觀。在我的記憶中，沒有一個會眾因為孩子的性別而向我諮詢是否該墮胎。有些人是在母親的健康受到寶寶威脅才前來找我。

Larry Varghese，亞特蘭大敘利亞瑪爾·托馬教會牧師
我經常在講壇上闡述生命神聖不可侵犯的主題，但對於墮胎這一特殊議題，我通常會在範圍更小、更個人化的場合發言，因為這樣可以有機會做出更細緻入微的回應。並不是每種情況都是一樣的，在講壇上，無意的概括性話語可能會導致一些人不前來尋求澄清。

關於性別平等，我則會盡可能在各個場合就其中多個層面進行討論。我引述創世記1-3（人類的創造、2章中創造的頂點行為以及3章中性別關係的影響）。我會提及聖經裡的女性、她們的角色及其影響。我也會指出保羅在書信中對女性的想法的細微差別，因為書信的本質尤其與其文化上下文緊密相關。例如，長髮在哥林多意味著什麼？我們對那個時代和那個地方的短髮女性有多少了解？保羅的說法與當時的文化有關，還是保羅是為所有時代立下規定？

我所熟悉的南印度基督徒移民通常會做一次超音波檢查，提早知道嬰兒的性別。只有極少數人會出於個人原因選擇不知道孩子的性別（通常是出於顧慮如果他們留在印度生活，生活會是如何的一種不言而喻的選擇），但即便如此，他們仍會做超音波檢查，以了解孩子的健康和發育。

美國1965年的《移民及國籍法》頒布後，多數從南部喀拉拉邦來此定居的移民夫婦主要由職業女性（通常是護士）支撐家中的經濟。我認為，選擇移民至美國的人群組成反映了他們對女性的敬重，因此對女嬰的看法已今非昔比。

Pastor Chen Daode，洛杉磯華語浸信會牧師
在我的教會，我們會討論墮胎和性別平等的話題，但沒有專門的講道。但我們會在教導某些經文時暗示墮胎議題，例如詩篇139:13-14：「我在母腹中，祢已覆庇我。我要稱謝祢，因我受造奇妙可畏。」講道末了，我們將經文應用於生命的神聖性上。創世記和加拉太書3:28皆涵括男女平等的信息。

我發現，現代中國年輕人，包括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似乎也不在乎自己生的是男孩還是女孩。也許是因為他們的觀念比較前衛，也許是因為他們離家更遠。在我擔任牧師期間，從來沒有一對年輕夫婦告訴我，他們因為孩子的性別而考慮墮胎。

我只知道有些夫婦若第一胎是兒子，他們會希望第二胎是女兒。因此，在美國，沒有人太在意超音波的性別鑑定功能。

Joy Cheng，加州拉哈布拉FEBC華人家庭事工創辦人兼執行長
在我的事工中，我們與華人教會同行，提供資源，幫助他們客製化事工計劃、建立自己的家庭事工。我用創世記1-2、詩篇139和耶利米書1:5 來強調生命和兩性的特殊設計和價值。我相信只有上帝永恆的真理才能幫助人們珍惜自己的性別和生命，並支持他們活出最大的潛能。當墮胎話題浮現時，我會向他們提供能做出其他選擇的資源，努力幫助他們在做出決定前深思。

我服事的多數基督徒在來美國之前未曾聽過福音。對許多人來說，即使在他們成為基督徒後，上帝對生命、婚姻和兩性關係的看法對他們來說仍是未知和模糊的。因此，我發展一些事工和課程，幫助他們在基督和神的真理中建立新的生命。

當我教導神對婚姻的設計時，我會強調每種性別的不同功能以及婚姻中合一和平等的重要性。在教導養育子女的知識時，我會解釋生命的神聖性、父母的管理責任、以及子女屬於上帝。

對準父母來說，超音波檢查為他們提供看到尚未出生的孩子並與他建立連結的機會。我個人從未遇過發現胎兒性別後決定墮胎的人。

Anil Yesudas，在芝加哥服事於跨宗教融合事工
在我的事工中，我不會直接談論墮胎問題。但一般來說，即使我們知道孩子可能有醫療上的問題，我們也會盡一切努力勸他們不要墮胎。這些孩子教會我們如何去愛。每個生命都是無價的。

近期沒有人向我們提出性別偏好的問題，但我們知道我們的立場是什麼。我們的立場是，女孩和男孩是平等的。我們珍惜我們的女兒，也珍惜我們的兒子。

印度家庭傾向在這議題上保持沉默，很少人知道他們是否打算墮胎。如果他們告訴老一代基督徒，除非老一輩有非常強烈的聖經信念，否則他們不會反對。通常老一輩人不想在這議題上發表任何意見，無論是好的還是壞的，正面的還是負面的。他們只是裝出一副「我不太明白這類事」的樣子。但他們明白這些事。他們試圖保持中立或假裝無知，這反而有點像在（支持）墮胎。

我父母在印度時是福音佈道家，我們住在政府運營的醫院隔壁。其中一名護士是天主教徒，不支持墮胎。時不時會有人來找她墮胎。於是她會通知我媽媽，讓她去找某位坐在長椅的女士。

我媽媽會跟她們聊天，最後說：「我覺得你們應該離開。不要告訴任何人，就這樣離開。留著孩子比較好。」有些女性就會這樣站起來並離開醫院。我母親默默的這樣做了很多年，不大聲宣揚，因為如果醫院的工作人員知道了，他們不會讓她來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