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正義論壇 談當代如何看待威權地景意義 (2020年12月14日)
【張原境台南報導】威權體制與國家暴力，並未隨著歷史變遷、民主化的推移而消失，在這片土地所遺留的不僅是受難者創傷，亦包含眼前所見的景貌；何謂「威權地景」？該如何記憶又如何予以處置？由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籌畫的「尋路」轉型正義系列論壇，第4場「威權地景的當代思考」移師台南，與成大零貳社合作，12月5日下午在國立成功大學社會科學院舉辦，邀請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黃舒楣與台大城鄉所博士張維修與談，由台大歷史系教授陳翠蓮主持，與眾人一同探討當代文化資產保存與歷史記憶，及面對威權地景究竟該如何實踐轉型正義。
黃舒楣首先表示，有人可能會用政黨化的方式理解促轉會或人權博物館，「我每次搭計程車去促轉會的時候，都會看到計程車司機展現出2種不同態度。」然而類似衝突全球亦然，黃舒楣以照片指出近2、3年來，歐洲推倒雕像運動方興未艾，也有些學校發現其立校第一桶金其實是販賣奴隸的不義之財，「但也不是說就可以一以概之地推倒雕像們，不同地方的社會脈絡各異。」美國方面，從南北戰爭至今，許多衝突也仍未停歇，今年尤以「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為最。
談到記念的意義，黃舒楣認為其本就具有道德教化的概念，且是透過國家力量讓人民特別記住某些事情，比如紀念碑的；然而道德教化或許需要更複雜理解，傳統的紀念碑文很像總結某個事件的權威性看法，但有些複雜的歷史事件，如何融合不同觀點形成一個碑文其實也非易事。黃舒楣說明，不只華人社會會進行教化勸說，以猶太大屠殺相關紀念來說，德國地鐵站也有標語寫說「無法記憶的人他會重複犯錯」，然而也有學者對記憶提出質疑，認為如果國家特地領導單一的記憶，並不一定會引導出理想的和平共生，這時適當地遺忘會否比較好？黃舒楣也未給出定論。
黃舒楣指出，通常面對重大的歷史事件，會先經歷個人片面見證、再發展出公共立場，然後從中確認集體記憶，尤其當中若包含大量創傷時會更難確認：威權統治下的受苦者是誰？痛苦的本質是什麼？責任如何歸屬？威權象徵該如何處分？這些都會影響集體記憶裡的創傷如何梳理，然而這不是用新的紀念碑或教科書去取代舊者即可，未來還有一大段路要走，許多國家都是如此、不僅台灣，「這不會是個開快車的歷程。」
黃舒楣以德國紐倫堡（Nürnberger）為例：其當年獨具戰略地位，留下一系列超越一般空間尺度的地方，與中正紀念堂想要刻意展現權威有類似之處，宛如物質性的意識形態建築。黃舒楣點出，許多國家的人民會藉由藝術展現梳理創傷的諸多可能性，然而即便同一族群，在不同世代也會有不同做法與態度。
張維修說，2016年出版的《台灣白色恐怖時期相關史蹟點調查案》，即是透過記憶與遺忘的追索，挖掘、指認、重建公共歷史記憶，建構台灣的國家人權文化地景網路；2017年，促轉會成立後即訂定「不義遺址作業要點」，進行更明確規範。張維修解說，不義事蹟發動的機關與發生地，定為「不義遺址」，如湯德章槍決處；而爭取自由的人權鬥士之住所、公共場所、事件發生重要場所，則名為「自由人權場址」，如台南神學院、湯德章故居；論及「威權地景」，張維修認為該詞具更廣泛包涵，不只是地方或場所，而是把人、事件、空間三者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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