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基督徒」存在的時間比我們以為的久

無論是早晨、中午或晚上，基督徒火熱迫切地禱告，並在羅馬競技場上大膽地宣告「基督是主」。

像上面這樣的描述，只出現在最初幾個世紀教會裡「少數基督徒」在「少數時刻」的情況。儘管像這樣的描述很普遍，但這並不是當時每個冠以基督徒之名的人的常態。 事實上，當時基督徒的普遍情況並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英勇。

在《初代教會的文化基督徒》一書中，歷史學家娜迪亞 (Nadya Williams) 提出，在最初五個世紀的教會内，許多基督徒的生命景況可能與周遭文化更接近，更勝於與基督相近的程度。這並不是要否認他們信仰的真實性，只是基督徒確實總是活在與世俗文化融合的試探裡。

這種更細緻、更具歷史一致性的描述減弱了所謂的「基督教的黃金時代」的概念。就像顯微鏡揭示癌細胞一樣，威廉斯向讀者展示基督徒是如何經常被周圍文化影響，而不是被活在我們內心的基督所影響。從基督教民族主義到對財富的追求再到基督教的「名人文化」，正如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那樣，基督徒與周遭的文化融合並不讓人意外。

從新約開始，娜迪亞舉例出部分基督徒看重世俗文化的標準勝過聖經的標準。使徒行傳裡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亞拿尼亞和撒非喇的故事，娜迪亞暱稱他們爲「第一代的文化基督徒」(cultural Christians)。

這對夫婦看到初代基督徒的慷慨奉獻，試圖表現類似的行動，儘管他們的動機與其他基督徒不同。其他基督徒因著福音的驅使而犧牲奉獻，但亞拿尼亞和撒非喇追求的，卻是基於羅馬文化惡名昭彰的「施捨觀念」而奉獻金錢——當時，富有的羅馬人總期望透過贈與獲得回報。

我們也經常抱著類似的心態行事。對這對「文化基督徒」夫婦而言，問題在於他們想透過「贈與」獲得什麼。將出售土地所得的一部分捐贈教會是值得稱讚的事；但試圖將自己的地位提升至其他犧牲奉獻的人的地位則不然。基督徒的奉獻本是出於心甘情願，從來不是假奉獻之名行累積權力之實的手段。

娜迪亞繼續講述歷史上關於飲食的議題，及希臘羅馬世界裡性關係的實際情況及其對教會的影響。第一批基督徒似乎背負著羅馬文化的某些包袱，包括醉酒的習慣和異教徒的崇拜儀式。保羅在《哥林多前書》和其他地方對教會的訓誡清楚地表明，基督徒在飲食方面心意不定，有時看起來更像羅馬人，而不是更像基督。

當然，在性相關議題方面，沒有什麼比基督教的性倫理更反世俗文化了。基督徒應對配偶忠貞，或者保持獨身。相較之下，羅馬男性在性慾上幾乎是可隨心所欲而不受懲罰。在羅馬、哥林多和以弗所等著名城市，廟妓的存在是司空見慣，更不用說奴隸被視爲可以任意擺佈的性工具。有些人可能會說，我們今天也是生活在一個性氾濫的文化中 (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在許多方面而言，古羅馬社會的狀況，能讓現代西方社會看起來更像僅僅12歲輔導級的卡通，而不是18禁的大人影視作品。

娜迪亞沿著歷史的軌跡，繼續探討新約時代之後的基督徒，和最初幾個世紀文化裡普遍有的罪。一個有趣的案例與一位羅馬省長，小普林尼 (Pliny the Younger)有關：他曾拷問基督徒，以便更瞭解他們在他管轄的區域内可能構成的威脅。在審問中，似乎有些基督徒為了博得普林尼的信任，很快就放棄了他們的信仰。然而，也有其他人堅持下去，導致普林尼得向圖拉真皇帝 (Emperor Trajan) 請示應如何處理。

普林尼和圖拉真之間一來一往的信件，成為極重要的「非基督徒視角」的資料來源，呈現第二世紀基督教群體的本質及樣貌，也證實有部分基督徒後來放棄信仰、脫離教會的事實。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裏，在基督教遭受迫害的不同時期，放棄信仰的事件不斷發生。後來的教會領袖，如迦太基的居普良 (Cyprian of Carthage) 便曾談及該如何讓「背離的」基督徒重新融入教會。

這段歷史的插曲，有助於我們深入瞭解今日的「脫離福音派主義」(exvangelicalism) 和相關的運動。現今的基督徒如何對待那些離開教會的人？問題出在信仰、神職人員還是其他方面？社交媒體等現代社群平台的發明對基督徒的信仰有多大的影響？深入探討近期一些對「無特定宗教信仰者」和「離開信仰者(nonverts)」的研究，比較這些人與初代教會基督徒的經歷，也許對我們會很有幫助。

根據娜迪亞的說法，君士坦丁時代和後君士坦丁時代的基督徒，在「文化上的罪」方面也沒有表現得更好。研究古代晚期的學者，對基督教團體之間的暴行，以及透過權力和手段來左右教會決策的事蹟並不感到驚訝。然而，現代基督徒應該對此感到震驚，並提醒自己，這種領導姿態與基督教的美德背道而行。

很多時候，我們在神學和實踐上的分歧，可能更多是出於不同的文化立場，而不是出於神學。支持以暴力或權力操控作為「達到目的的手段」 與基督教本質的實踐是對立的——基督教從來都不應是這樣的宗教。娜迪亞指出，「有時，我們意見的分歧，並不與正確的神學有關，更多是關於表象的事。這些分歧應讓我們擔憂及認罪」。我實在無法同意她更多了！

娜迪亞將四、五世紀時的教會與當今活躍的「基督教民族主義」及崇拜名人的文化聯繫起來，這讓我特別受到鼓勵。許多人視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City of God) 為對羅馬文化及其與現今社會的相似之處的批判，但娜迪亞把奧古斯丁的思想當作手術刀，小心翼翼地用它切除教會裡的癌性腫瘤。事實上，奧古斯丁對羅馬的失敗及羅馬宗教的荒謬處直言不諱。簡言之，將人類的終極盼望寄託在世俗的王國上，充其量是衝動魯莽的。雖然天國子民關心地上國度的福祉，但他們對地上國度的遠景及短暫性有著務實的態度。

這本書最令人驚訝之處是，娜迪亞用早期修道院運動來推論高舉基督教名人的危險性。在四世紀後期，許多人退隠到埃及的沙漠和周遭地區，他們靈性的名聲和地位引起當時人們的關注。但正如娜迪亞所描述的，這些沙漠僧侶的靈性之旅，與異教徒的朝聖之旅並沒有什麼不同。

沙漠僧侶也代表著我們現今要學的實際功課。有許多人批評教會聚會抑制了個人的屬靈經歷。但是，無論我們從早期的修士那裡學習到什麼樣的屬靈洞見，這些洞見都應該用來服事、造就神的子民。

《初代教會的文化基督徒》爲讀者提供很好的例子，它告訴我們應如何從基督教歷史中這個關鍵時代汲取教訓。這本書的目的並非為了詳細介紹初代基督徒的樣貌。然而，它強而有力的指出人性本質和「每日跟隨基督」所面臨的真實的長期性挑戰。基督教真理總能指出我們文化裡的問題，無論是在第一世紀還是21世紀。

這本書的觀點不是悲觀的，而是實際的。娜迪亞提出她對上古晚期文化的見解、她身為基督門徒的執著，以及她對現代福音派的觀察。在書中有些部分，我希望娜迪亞能讓讀者自己作出結論，而不是用這些章節與現代福音派生活和思想的各種聯繫作為結尾。但總而言之，這本書爲今日的基督徒鋪陳一個公平比較的基礎。娜迪亞並沒有爲這些「文化之罪」辯解，而是透過仔細的歷史研究，幫助讀者理解我們如何像前人一樣容易犯相似的錯誤。

與其盲目地推崇初代教會，或許我們應該從他們身上汲取一些清晰明確的教訓，並將它們實踐在我們今日的際遇中。娜迪亞這本書絕非抽象的社會歷史研究，而是一本極好的「實用的歷史」書。

認識到我們文化上的罪，應將我們帶回耶穌所教導的那個「顛覆世俗社會的國度倫理」。祂的國不屬於這個世界。歷史長河裡沒有所謂的教會的黃金時代，唯有將來永恆中的榮耀時代。

科爾曼·福特（Coleman Ford）是西南浸信會神學院的人文學助理教授。他是古代基督教研究中心的聯合創辦人，也是牧師神學家中心的研究員。他是《以祂的形象造成：基督徒塑造指南》（Formed in His Image : A Guide to Christian Formation）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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