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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樺盧勁馳譚以諾論書寫力量

青年文學的社會實踐

2011年01月18日

Christian Times 時代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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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十日，基督教文藝出版社、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及《字花》合辦「書寫力量•青年文學的社會實踐」對談會，邀請青年文學人《字花》編輯鄧小樺、詩人盧勁馳主講，回應講員為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哲學碩士譚以諾。對談會由中大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助理教授洛楓主持，共三十多人出席。鄧小樺從宏觀角度出發，分享書寫普及化帶來的機遇與限制，認為書寫既是創造自我的行為，而且可以慢慢地改變社會；盧勁馳則從自身的閱讀及書寫經驗的限制說起，認為寫作可以將斷裂的狀況連結起來，如揭視現存的問題，並認為具創作力的書寫是寫一些難以想像、說不通透的東西；譚以諾則從青年的城市書寫，分享那種無奈卻又渴望美麗新世界來臨的普遍狀態，並視那新世界為與信仰掛鉤的主題──既濟而未濟的天國想像。

鄧小樺：觀眾多但失卻爆發力

鄧小樺指出，隨著科技普及，書寫普及化，書寫的空間多了，包括報紙、互聯網等平台，而在當中可以找得著「觀眾」的機會亦多了，不像十七至十九世紀時，書寫只是掌握在少數人的手裡。她進一步指，現在書寫較為容易，書寫也成為「當下」，可是書寫失卻了其爆發力，「在這個年代，你的書寫會否是到死後，才有人看到？這個想像在現在難以成立，但在以前來說，這想法卻是很普及。」

鄧小樺又指，雖然現在有不同渠道發表自己的寫作，使書寫成為一個群眾（mass）的社會行為，但在香港難以讓人感受到書寫可以改變社會這一事實。「香港與外國不同，他們可以在網上寫作而一炮而紅，香港則是一個很特別的情況，你不會見到這情況。」不過，鄧小樺深信，書寫不單是個人情感的抒發行為，它更是一種反省，是對事情、對社會等各方面有更多、更深入的反省，從而慢慢地達致改變社會。

鄧小樺以《字花》為例，說明辦雜誌與現實介入的關係。「我們看到的世界，與傳統文學雜誌看到的世界不同，我們所看見的是受權力影響的世界。例如七、八十年代作品會認為社會變遷是沒辦法的事情，而個人在城市裡行走感到被拒絕，是屬於個人問題，但在《字花》的社群裡不是如此想，因為滲透了近幾年社會對空間問題的思考及關注，使《字花》的讀者及作者是自由地書寫這種在城市行走而不自在的感覺，不會感到自卑而有自信地書寫出來。」由此，《字花》凝聚了一群對社會有所反省，較前代人更勇於表述自己訴求的群體，而這亦是鄧小樺所珍重的。

盧勁馳：文學應探討「說不通」的東西

患有嚴重弱視的盧勁馳，則分享他自身的閱讀及書寫經驗。他表示，因著自身的殘障，感覺與文學世界的距離很遙遠，不過隨著互聯網的普及，以及輔助眼疾者的電腦打字工具進步，現在較容易與文學接觸，不過當中亦存在一段的距離或斷裂。

盧勁馳坦言，作為一位殘障人士，強烈感受到一種「未被社會肯定的歷史斷裂感」，特別是他作為七十年代末出生的人，因著殘障而錯失了一些同年代人會擁有的東西，或要花更大的力氣去追逐。例如建立家庭、生兒育女等，這也令他思考社會會否有一個安全網，去扶起這些殘障人士「起身」，而他認為透過寫作，可以將這些最基本的問題表達出來，儘管在物質條件等各方面，殘障人士的閱讀及書寫仍會有一定的困難。

另外，對盧勁馳來說，文學應是探討一些「講不通」的東西；而箇中原因，他坦言也難以理解。他又認為，基督教中上帝應許的「既濟而未濟」（already but not yet）特性，正好為對文學的理解提供一個新的角度。

譚以諾：無奈卻期盼新世界的傾向

譚以諾在回應時說，要回顧香港青年寫作的狀態，一九七八年可謂是一個轉折位，不單有很多耳熟能詳的作家出現，如韓麗珠、謝曉紅、黃貽興，以至雨希、可洛，並現在新冒起的紅眼等，而且在小說創作上亦出現轉向，粗疏而分可為三種書寫傾向：男性書寫、女性書寫及城市書寫。

譚以諾解釋，男性書寫呈現一種黑色的暴力，這「暴力」是指意欲在現行社會機制的缺口中打併出來的力量，而女性書寫則如作家葉愛蓮，藉著書寫「消費身體、妝扮身體，在這個密不透風的社會裡打開缺口」；至於城市書寫上，如黃敏華的《給我一道裂縫》、韓麗珠、謝曉紅及鄒文律的作品等，都表現出一種意欲離開、出走旅行的傾向。「我們這一代很像意識到社會有個罩罩住我們，但是我們改變不到，沒力量，所以要出走，卻同時有一種延續《我城》的看法，就是渴望一個美麗新世界，縱使不知道此世界會否出現，雖是看不到，卻又渴望去到。」他指，小說裡的「美麗新世界」，可與基督信仰的「天國」掛鉤。

在其後對談環節上，鄧小樺表示，網絡書寫雖然有其群體眾力量，甚或「取代報紙成為具烘動性的地方」，但是與文字出版相較，後者的累積性會更強：「我們好難想像網上會有社群，可維持三年或更多，它是一個聚集的地方，但不確保會有團結、進步，亦不確保會有人離開。這也是現在我們從事文字出版的原因。」

而盧勁馳就譚以諾所指的「美麗新世界」作回應，指書寫那可以想像的美麗新世界，是很沒有意思的事情，唯有可以書寫那想像不了的理想與樂觀精神，才是甚具創作力的書寫。

洛楓總結時指，每個年代的作家都有其社會關懷、人文關懷，以至城市書寫，而隨著九十年代文化研究在香港的興起，更改變了寫作、作家身分、文字在媒體的位置等，使新作家的視野更為不同。她認為，要將斷代的理解放回歷史的向度中思想，從中去審視並細問書寫力量可以繼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