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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二十年．中港教會的互動與蛻變」 湯頌年：宗教團體被視為社會隱患

2017年08月23日

Christian Times 時代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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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論壇訊】在過往二十年間，中國內地的宗教政策實施的力度時而寬鬆，時而嚴緊，這間接影響到香港不少教會團體在中國內地的福音事工和社會服務的發展。適逢今年是回歸二十週年，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北角衛理堂社關小組舉辦了名為「回歸二十年．內地信仰分享的蛻變」的座談會，由房角石協會主席湯頌年牧師和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邢福增分享在廿年間，中港教會在福音事工服務上的互動與合作。湯頌年提醒香港教會做中國福音事工要懂得審時度勢；邢福增表示在中國內地服侍的香港教會要避免成為中國政府的「政治代理人」。

湯頌年：做中國福音事工要審時度勢

座談會先由湯頌年簡介中國宗教政策在這廿年間的演變，以及分享房角石協會過往二十年在中國服侍有需要的內地同胞之經驗和心得。湯頌年指出中國內地的政治環境和氣氛與其宗教政策的實施息息相關，即中國國內的政情會直接影響到有關宗教政策的制定，以及內地對境外宗教的監管力度，「在內地做福音事工的香港教會要懂得審時度勢，切忌一本通書讀到老。」

湯頌年將從回歸前到現時的宗教政策之發展歷程，總結成為三個時期：江澤民、胡錦濤和習近平時期。他指出在江澤民和胡錦濤在任的時期，整體的政治環境和氣氛都較為平穩。在該段時期，國家的經濟正值高速的發展。面對經濟上的豐收，社會氣氛穩定，政權亦因而相較平穩。因此，當時內地政府對宗教的管理態度相對寬鬆，對宗教的規管力度亦較為放鬆。湯頌年引舉二○一二年國家宗教事務局所發佈的六號文件作為例子，說明該時期的宗教管理氛圍確實較為寬鬆，甚至採取積極的態度鼓勵宗教界從事其慈善公益活動，從而推動非政府機構貢獻及協助建構和諧社會。

近來內地對境外宗教監控收緊

然而，湯頌年指出在現時習近平在任的時期，由於政府內部的權鬥加劇，政治環境因而愈趨緊張和複雜，政府對境外宗教和非政府組織的監控收緊。湯頌年尤其在「十八大」之後，內地的宗教政策有了很大的轉變。現時內地政府強調要以依法治國為大原則，因而收緊了不少相關的法例，以提防宗教獨大，嚴防境外宗教滲透。

湯頌年亦有提到現時不少境外非政府組織在中國內地的事工服務均受到很多的法律條文的限制，例如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辦法》、《境外非政府組織活動管理辦法》等的法律條文所規管。他更引用近期一份由中共中央政府所發表的《關於社會發展、穩定和社會新動向的分析報告》，當中提出有五大社會隱患，依排序為網絡、宗教團體、文化新聞出版、社會科學院及政經研究所、高等學府。湯指出由上述文件可見，宗教團體已成為繼網絡之後，被中央視為當前社會的第二位隱患。

湯頌年亦分享了房角石協會作為境外非政府組織，在中國內地服侍的經驗。房角石協會成立於一九九四年，在過往的二十多年，憑著上帝的帶領，與內地貧困地區的同胞，以及內地教會一路同行。湯頌年指房角石協會在軟件和硬件上協助內地教會的發展。在硬件上，協會幫助當地教會興建教堂和神學院；在軟件上，協會則協助教會進行有關神學院的培訓，提供神學的課程，以培訓優秀的神職人員，事奉教會，協會同時亦有提供教育及醫療培訓，以達至助學扶貧的目標。該協會在中國事工上所扮演的角色可以分為四個階段：嚮導、橋樑、平台、聯盟。香港從以前作為世界嚮導的角色，以香港與內地地理位置鄰近的優勢，帶世界各地認識內地的社會實況；漸漸演變成為今天擔當內地教會與世界接軌的橋樑和平台。

邢福增：以法律之名去管理宗教

座談會的第二部份由邢福增繼續分析現時中國的宗教政策與中國福音事工的現況。邢福增表示中央政府所制定的宗教政策在過去二十年間的確有所進步。然而，中央政府對宗教組織依然留有戒心。邢福增指由於宗教為思想、組織、群眾三個本質上的結構所組成，涉及意識形態和社會控制兩大層面的影響。因此，共產黨在態度上對宗教有所防範。基於恐懼宗教會動搖其政權的緣故，中國政府在政策和憲法上對宗教信仰的實踐有諸多的限制，意圖規範境外宗教在中國的發展。

邢福增指出自從習近平在任後，中國政府提防宗教組織的警覺性有大幅度的提高。他引述習近平在近期的中央統戰工作會議上所發表的講話，當中習近平提醒黨員有反華勢力嘗試利用宗教滲透、顛覆、分化國家政權，因此要高度提防境外的宗教組織。邢福增更指出現時內地政府在規管地區宗教發展的的程度上，相較以往嚴謹。他舉例在某些的地區，地方政府會於各村、鄉、鎮當中，設立辦公室去監察周邊宗教團體的運作，可見監察機構的規模相當嚴密仔細。

在座談會上，邢福增引用習近平在二○一五年的中央統戰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所提及到的宗教工作之四個「必須」，來分析近年中國宗教政策的幾大管理方針，以及政策對現時的中國福音事工的影響。在四個必須中，邢特別提及到必須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準這一項。他指出現時中國政府雖然願意多談法律，然而，中央政府所講的管治方針只是以法治國，即以法律為一種管治的手段，以法律去維護和便利其政權的管治。他舉例不少內地的家庭教會因被指不符合消防條例而不受政府認可；兩年前浙江省多所教會因被指違反建築條例，而遭拆掉教會十字架；杭州基督教會崇一堂前主任顧約瑟牧師因曾反對浙江政府當局大規模拆毀教會十字架而遭控經濟犯罪，以挪用資金罪被捕。

避免成為中國政府的「政治代理人」

邢福增在座談會上亦提到現時不少內地教會，甚至香港教會或會因為「中國因素」而不自覺地成為了中國政府的「政治代理人」╱「在地協助者」，即是為了能夠進入中國的市場，彷彿有一種無形的壓力迫使教會與內地政府合作，配合中國政府的政策，甚至要替其錯誤的政策辯護，這正是現時不少內地教會和香港教會的中國福音事工所面對的挑戰和困難。

「有不少人認為與文革的時期相比，現時中國的宗教政策已進步了不少，但我們看到現時的政策對中國整體的宗教自由仍然存在很多限制，對在中國內地的基督教發展帶來許多不必要的干擾。」邢福增最後以吳介民的《第三種中國想像》來提醒與會者要懂得分辨中國社會與中國的政權。「雖然我們會對執政者感到失望，但是現時仍有不少的民間力量為實踐信仰，正努力爭取生存空間和其宗教自由。因此，我們應繼續關心這些遭受打壓的宗教弱勢，讓教會能作基督的見證，和實踐宗教的使命。」

在座談會的問答環節當中，有與會者提及到面對現時宗教政策的收緊，未來香港教會到內地的探訪活動可以怎樣繼續發展下去。邢福增回應時表示現時內地政府則較為緊張有關學童的探訪活動，因此一般的探訪活動都可以繼續進行，但仍要小心留意當地政府一些慣例上的禁忌。他補充一些內地的教會會就有關的注意事項對合作的香港教會多加提醒，但這則要視乎雙方所建立的合作默契。另外，場內有與會者問及有關可否將基督教刊物帶回內地的問題。邢福增回答時表示每位市民均可以攜帶不同種類的宗教刊物進入中國境內，然而他提醒與會者要留意書量的問題，即不可以攜帶多本相同的書籍入境。同場亦有與會者問及有關於內地出版宗教刊物的問題。邢福增回答現時於內地發行的書籍要先得到內地的國際標準書號（ISBN），即所有宗教書籍經國家宗教事務局通過審批便可於市面發行。但他補充近兩年中央政府對出版有關基督教書籍的的把關愈趨嚴緊，很多涉及敏感題材的基督教書籍都不獲審批，因而不能在市面上出版。

是次座談會由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北角衛理堂社關小組於八月十三日假炮台山循道衛理中學禮堂舉行，約有廿五人出席。

湯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