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兒子明謙跟我說他在立法院裡參與學運時，作為一個上一代來自對岸、一直被定義為「外省二代」的母親，我沒有很激烈的情緒，也不擔心他的安危，因為我一直覺得時代已經變了，我們這一代面對社會運動要付上高昂的代價，如叛國罪、進監獄、勒令退學、無期徒刑甚至死刑，在他這時代不會發生。

我也不會對他有太多人身安全的憂慮，因為我知道學運這幾年已經愈來愈成熟、目標愈來愈清楚，很容易得到大眾的迴響；我更不會跟他說：「做學生就應當好好念書，這是做學生的本份」，因為我覺得有太多事是在課堂上學不到的；我也不會感覺自己的身份認同被打擊，因為我知道外省二代是一個終止號，再來台灣只會有多元的「新住民」，不會再有「外省三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