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格蘭自由教會出身的宣教師梅監務（Campbell Naismith Moody，1865～1940年），原本希望赴印度宣教，但當時蘇格蘭自由教會已經有太多候選人，恐怕需要很長的等待時間。因此，他轉向英國長老教會尋求機會，1895年受派前往福爾摩沙，隔年與蘭大衛醫生前往彰化，在當時宣教資源相對匱乏的中台灣，兩人篳路藍縷，一步一腳印使彰化成為中部地區的宣教中心。

梅監務既是宣教師，也是學者、作家，著作約略15本。1928年又因《早期改教者的心思》（The Mind of the Early Converts，1920年出版）一書獲得母校格拉斯哥大學頒授榮譽神學博士（D.D.），成為神學家。

1924年6月，梅監務因熱病一再發作，被迫返回英國休養，此後再也沒有回到日夜惦記的福爾摩沙。

1932年，確知無力返台而送出退休辭職信，此後全心寫作。1932年出版《王的賓客：奇妙的福爾摩沙信徒》（The King’s Guests: A Strange Formosan Fellowship），1935年出版《基督生死相契：為我們死又在心裡活》（Christ for Us and in Us），直至1938年，即他去世前兩年，還出版了《長不大的教會》（The Childhood of the Church）。

1940年2月28日，梅監務在蘇格蘭雷諾克斯鎮（Lennoxtown）安詳過世，享年七十五歲。去世前幾個小時，他突然坐起身來，臉上浮現笑容，以漢人招呼的習慣向左右鞠躬，彷彿在迎接台灣友人。臨終時他提及「敞開榮耀君王的大門！」（Fling wide the gates!），彷彿正以信心仰望那創始成終的耶穌基督，領受從天而降的愛與力量，成就上帝所託付的福音使命。事實上，他最偉大之處即是一生投入事奉，毫無保留地奉獻給耶穌。

《宣教師學者梅監務》 出版社│橄欖出版社 作　者│洪伯祺姑娘 譯　者│鄭淳怡Campbell Moody, Missionary and Scholar

梅監務去世後，第二任妻子洪伯祺（Margaret Christian Arthur，小名Peggy）為他立傳，書名叫《宣教師學者梅監務》（Campbell Moody, Missionary and Scholar），但不知何故未曾出版，現存於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歷史檔案館的是打字稿複本。當時洪伯祺是否期待來日精進後才出版，以記念梅監務刻骨銘心的歷史紀錄，就不得而知了。

洪伯祺當年以編史者般嚴謹的態度，細心蒐集、整理梅監務生前各類文獻與書信，梳理、摘錄其思想精華，使零散的記憶凝聚為可傳承的文本。她的工作不僅是私人情感的保存，更具有歷史書寫的意義──為中部地區的宣教歷程留下彌足珍貴且具體可考的見證。

2005年，台灣教會公報社曾將相關資料整理後出版，使原本可能局限於少數人手中的文獻得以重新進入教會與學界的視野，為台灣教會宣教史帶來新的材料與詮釋。2026年，基督教研究智庫更進一步翻譯出版，使這段歷史跨越語言隔閡，進入廣大華語讀者的視野。此過程不僅延續文本的生命，也在學術與信仰之間搭起橋梁，既促進宣教研究的深化與拓展，也使福音使命得以在歷史記憶中持續傳承與更新。

《宣教師學者梅監務》這本傳記以梅監務終生摯友桑德曼（T. E. Sandeman）的證言收尾：「梅監務在諸多方面皆卓越非凡；他是個偉大的學者，也是一位文學大家，擁有難得而令人欽佩的英語運用能力。他是個偉大的宣教師，真正繼承了使徒統緒（apostolic succession）。但是他最偉大之處是在他的單純、真實與不張揚，以及對耶穌的全然奉獻；他的一生與所有的能力，都是為了服事祂。」（頁261）

事實上，梅監務退休後在雷諾克斯鎮那些年，因熱病帶來的痛苦飽受煎熬，但在半失能的狀態下，他仍設法每天擠出幾個小時閱讀。他常說自己的生命就像搭火車時望見窗外的電纜線，「起初是一路平穩，然後被壓到地面；再升起，又落下，如此反覆，貫穿整段旅程。」看似歲月近黃昏的感嘆，好友偕威廉博士卻提出全然嶄新的詮釋：「他的工作似乎已經完成，但來了一個美好的轉變：這位宣教師成為神學家。」

按洪伯祺的敘事，我們不難發現梅監務的著作核心始於對基督論的思索，此關注自青年時期就已顯露，也影響他獻身成為福音使者的心志。晚年，梅監務更以較系統性的探討方式寫了《基督生死相契》，使「所信」及「所是」彼此結合。

洪伯祺在梅監務友人的書信中挖掘早年這群年輕人的信仰掙扎，耶穌的死亡為何能代替（substitution）人的死亡而成就贖罪（atonement）？人的罪透過耶穌得到赦免，又是怎麼一回事？關於這些思辨，梅監務曾在公眾演講中提出：「我們是藉著基督得救，不管是如何做到，都無所謂。」洪伯祺指出：「有趣的是，梅監務在大學的最後一年擔任神學學會會長時，選擇此信仰的核心和基礎作為演講的主題。這是他始終在深思的題目，他常常將自己的想法寫信與他的朋友桑德曼分享，這也是桑德曼最關心的話題。而梅監務在晚年時，把他對這個題目最深刻而周詳的想法寫成一本小書，並把這本書獻給這位朋友，書名是《基督生死相契》。」（《宣教師學者梅監務》，頁64）

梅監務1929年受邀前往格拉斯哥聯合自由教會神學院主講布魯斯講座（Bruce Lectures）時，面對的是20世紀初盛行的自由派神學，特別是受哈納克（Adolf von Harnack）影響的觀點。哈納克主張，福音的本質在於天父的國、天父的愛以及人的靈魂價值，而不在於基督本身。梅監務回應這類思想時強調，共觀福音中耶穌對自己身分和使命的宣告，是福音不可分割的核心。講座後，他集結相關論述出版《前三卷福音書中耶穌的意旨》（The Purpose of Jesus in the First Three Gospels），探討福音書與保羅書信之間深刻的和諧關係。他說：「若僅憑福音書在手，一個人仍不可能達到使徒教會那樣豐富的啟示與屬靈生命；這樣的生命，乃是聖靈所賜的禮物。」

梅監務的著作相當多元，從系統神學進路的基督論出發，擴展到教會歷史與宣教相關研究，探討初代教會史與宣教處境的相互關照。其他尚有以聖經神學探討羅馬書、福音書，實踐神學相關的佈道論、講章和信徒的生命故事，禮拜學相關的台語聖詩填詞、修訂數十首，當中不少是他宣教期間累積的智慧結晶（參見右文〈梅監務的智慧結晶〉）。

隨著洪伯祺的書寫，我們可以發現梅監務經常掙扎於宣教使命的委身與實踐，即便外人眼中的他已經是勤奮的街頭佈道家、優秀的宣教師，但他仍不斷跟自己理解的信仰摔角。就像他晚年的反思：「如果能夠重頭來過，我會更努力為他們（信徒）立下榜樣，讓他們看見更好的路徑。」「當醫生們禁止我前往海外時，我無法不意識到我每一個對他人所發出的宣教呼籲，其實也都是對我自己的挑戰。」

在不斷挑戰、檢視自我的過程中，書寫成了梅監務重新整理信仰、反思呼召的途徑，幫助他回想起初受呼召成為宣教師、傳道人的感動與確據。然而，從他著作的字裡行間，我們不難理解真正使他尋回受召感動及宣教熱忱的關鍵，在於真實與基督聯合的生命。換言之，福音使者唯有真實連於基督，才有可能成為耶穌基督的見證人，引領人歸向基督。

「書寫的梅監務」問「宣教的梅監務」：有否持續與基督連結？抑或只是為了完成業績、滿足自我的成就感才去宣揚福音？

行禮如儀、例行公事、職業倦怠、無力感，往往成了神職人員的致命傷。梅監務藉由書寫，讓自己活在與基督連結的生命狀態，因而重拾宣教的負擔，一次又一次再出發，委身於所受的呼召。

這可以解釋為何梅監務會將《基督生死相契》視為最後一本著作，而1938年出版的《長不大的教會》，實際上延續了1920年《早期改教者的心思》的書寫脈絡，只能算是序數上的最後一本。正如洪伯祺所言：「他曾在《基督生死相契》出版時說過，那將是他最後一本著作，不過之後他仍又完成了兩本著作。」

梅監務為我們留下美好的典範，做工、閱讀、研究、寫作齊頭並進，成了基督門徒靈命建造的一種途徑，更是傳道人必備的基本功。做工時，熱切傳福音、作見證；閱讀時，認真思索探究，寫下一切心得與疑惑，作為日後進深的基礎。接著將研究所得轉化成人們容易理解的語言，帶入宣教現場，再將宣教現場的經驗寫入信仰探索的論述裡，助益信仰群體彼此建造。此乃承襲基督信仰歷史研究的美好範式，幫助信徒連結過去，活出更真實、更深刻的信仰。

梅監務的著作相當豐碩，在外國宣教師中堪稱名列前茅，含括英文和台文白話字著作十數本，台語聖詩填詞近十首。這些作品並非全是他退休後的成果，其中不少是他任職宣教師期間累積的智慧結晶。

梅監務的英文著作有：《異教徒的心》（The Heathen Heart，1907年）、《福爾摩沙的聖徒》（The Saints of Formosa，1912年）、《愛的恆久功效》（Love’s Long Campaign，1912年）、《早期改教者的心思》（The Mind of the Early Converts，1920年）、《前三卷福音書中耶穌的意旨》（The Purpose of Jesus in the First Three Gospels，1929年）、《王的賓客：奇妙的福爾摩沙信徒》（The King’s Guests: A Strange Formosan Fellowship，1932年）、《基督生死相契：為我們死又在心裡活》（Christ for Us and in Us，1935年）、《山間小屋：福爾摩沙的故事》（The Mountain Hut: A Tale of Formosa，1938年）、《長不大的教會》（The Childhood of the Church，1938年）等。內容相當廣泛，包括探討台灣的宣教經驗以及早期信徒的特質。

梅監務還有單篇論文〈基督教的西方形式〉（The Western Form of Christianity，1913年），發表在《東方與西方》（The East and the West）；1927年〈異教宗教與舊約中的屬靈能力〉（Spiritual Power in Pagan Religions and in the Old Testament）、〈後期猶太教與新約中的屬靈能力〉（Spiritual Power in Later Judaism and in the New Testament），發表在《釋經時報》（Expository Times）。

白話字作品有《羅馬批一到八章：新翻譯的白文以及註解、解釋、講道》（Lô-má-phoe I kàu VIII chiuⁿ: Sin Hoan-e̍k ê Pe̍k-bûn í-ki̍p Tsù-kái, Kóe-seh, Káng，1908年）、《佈道論》（Pò͘-tō-lūn，1914年）、《談論道理》（Tâm-lūn Tō-lí，1920年）、《古早的教會（歷史，禮數及道理）：對起頭到主後323年》[Kó͘-chá ê Kàu-hōe（Le̍k-sú, Lé-sò͘ kap Tō-lí）: Tùi Khí-thâu kàu Chú-āu 323 Nî，1922年]、《簡短要理問答》（1922年）等，參見《梅監務作品集》（2006年）。

台語聖詩的部分，1912年10月24日南北教會在彰化西門街禮拜堂共同組織台灣大會，成立後首度自行編印台語《聖詩》，梅監務是負責編輯、修訂的主要成員。1922年出版的台語《聖詩》，線裝、藍色封面，全書僅有詩詞，沒有曲譜，共收錄188首聖詩（第14、29首各分為上下兩段，故實際聖詩數為190首）。其中133首詩詞來自當時全台統一使用的1914年廈門版《養心神詩》，另增補57首新詩詞，包括大幅增加的兒童詩歌，有27首。其中有六首經梅監務潤飾的新聖詩，即〈Chì koâiⁿ ê Chú chòe góa ê kng〉（至高之主作我之光）、〈Bān-kun ê Chú〉（萬軍之主）、〈Chhù, nā m̄ sī Chú kā lán khí〉（厝若不是主共咱起）、〈Góa tùi chhim-chhim hām-khiⁿ〉（我對深深陷坑）、〈Siū bōe hit àm Kiù-chú Iâ-so͘〉（受賣彼夜救主耶穌）、〈Chú hoaⁿ-hí thiaⁿ lâng kî-tó〉（主歡喜聽人祈禱）。

但梅監務的貢獻不只這六首，《宣教師學者梅監務》（Campbell Moody, Missionary and Scholar）提及：「我已經修訂了大約二十五首舊聖詩，有時甚至幾乎是重寫。除此之外還有六首新的聖詩，不是我創作的，但我修訂許多部分；最後還有九首我自己翻譯的韻文詩篇。我主要的目標很卑微，就只求能夠順暢押韻，讓人們讀起來和覆誦時有些樂趣。許多基督徒在信仰知識上，依賴詩歌本的程度更勝於聖經，因此我們不應該要求他們唱無意義的句子。……新的詩歌中，我們已經有〈日斜西山，願主祢及我住〉（Abide with Me）、〈數念聖徒歷代為主干證〉（For All the Saints）、〈上帝管理天地及海〉（O Lord of Heaven and Earth and Sea）等版本。」

這本台語《聖詩》新增的來源包括：1900年甘為霖牧師主編的《聖詩歌》；1918年台南新樓書房發行、由福建惠安縣何安憐姑娘增訂的《孩童聖歌》；1918年廈門萃經堂發行、由打馬字清潔姑娘編輯的《基督徒詩歌》。編輯過程中，偕叡廉（George William Mackay）和高金聲牧師（Rev. Ko Kim Seng）也有貢獻。

註：參見〈第一本台灣聯合版聖詩發現記〉，溫兆遠，《新使者》雜誌162期，頁5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