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智主義 周學信
本文原刊於《舉目》49期
我們教會的牧者,曾經嚴聲厲道:
“只要研讀聖經就夠了,不需要再閱讀其它書籍!
所謂的屬靈書籍,全都是‘人’寫的,充斥著人的思想,不是來自於神的啟示。”
有一位教會弟兄告訴大家:“我從小熱愛中國文學中的詩詞歌賦。
不過,帶我信主的教授——他是畢業自普林斯頓大學的,
對我說,他成為基督徒以後,就再也不碰世俗的文學作品了,
只讀與聖經相關的書。
這讓我陷入了困惑:基督教和知識以及文學藝術的正確關係,究竟應當如何?”
這些例子,其實在提醒我們:必須謹慎面對我們的心智生活(life of the mind),
要有屬靈的分辨能力。
何為反智主義
“服事神不需要滿腦的知識,只要經驗就夠了。不用想太多,好好去感覺、領受。”“
朋友邀請我一起去神學院修課,但是教會的長老對我說,神學會使人驕傲、自我膨脹。”
這樣的例子,道出教會界給真理打折扣、忽視心智生活的態度。
而其立論基礎是:人應該聽從心,而非頭腦。心智被歸為邪惡的一方,跟隨它的就必走偏。
許多華人基督徒就是在這樣的環境裡成長,對於心智的發展,抱持著懷疑,甚至敵視的態度。
這是不容忽視的反智主義趨勢。
而究竟什麼是反智主義呢?華府“三一論壇Trinity Forum”
資深院士葛尼斯(Os Guinness),
將之定義為“傾向將真理打折扣、輕看心智生活的態度”。
反智主義不一定等同於“愚昧”。歷史學家霍夫斯達特(Richard Hofstadter)認為,
反智主義是“以厭惡和懷疑的態度,看待心智生活及其公認的代表人物;
並且傾向於持續貶抑心智生活的價值”。
也就是說,反智主義真正反對的,並非是人的智能本身——智慧只要是用在務實的層面,
就可接受。他們真正反對的,是人針對觀念進行反思。他們認為,這是欠缺立即功效、
浪費時間的。
這種理論,使我們的教會過分強調行動,過於務實和功利主義,
因而難以進行更廣或更深刻的思考。
著名的黎巴嫩外交官、基督教學者查爾斯.馬利克(Charles Malik),
1980年秋天在美國惠頓學院(Wheaton College)的
葛理翰中心(Billy Graham Center)開幕時致詞,
告訴聽眾,我們傳福音其實有兩項工作:“拯救靈魂和拯救心智”。
他嚴肅地警告:教會在第二項工作上,正退後到危險的地步。
他說:
我必須很直率地說,美國基督教福音派面臨的最大危機,
就是反智主義……那些急著從大學畢業,好開始賺錢,
或去教會事奉,或去傳福音的人,都未能體認到,
能夠花數年的時間,悠遊自在地與過去偉大的心智和靈魂對話,
去催化、磨練、拓展思考的能力,是多麼珍貴……我們徹底退出創意思考的競技場,
將之拱手讓 給仇敵……為了更有效地見證耶穌基督,也為了自身,
福音派……實在沒有權利繼續遊走於及格邊緣。
馬利克的一席話正描述出我們知識困境的本質。
起源是什麼?
反智主義的起源是什麼?基督徒的愚化又是從何而起?
那種強烈質疑理智的傳統,可以回溯至17世紀末的虔誠主義。
當時盛行的的虔誠主義,從正面的影響來說,是堅守聖經,
反對冷漠的形式主義和儀式化的傳統,強調真實的個人經驗,
鼓勵信徒活出祭司的身分,也促使人更熱切地尋求上帝。
虔誠主義者要的,不是只講求頭腦的宗教,而是心靈的宗教。
沒有虔誠主義運動的基礎, 就沒有現代的宣教運動或大覺醒運動。
然而強調個人也導致了負面的影響,傳統和教會領袖建立起來的權威,
因此轉移至信徒個人身上,產生了主觀主義及情感主義,
為反智主義的推廣提供了藉口。個人當下的對神的經歷,
既被賦予了最重要的地位,歷史和傳統就見棄了。
另一個助長教會界反智主義盛行的推手,崛起於19、20世紀之間。
那是教會如履薄冰的時代,聖經及其超自然性受到抨擊,
甚至聖靈在信徒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受到質疑。
廣義福音派中的幾個群體,奮而起來捍衛“聖經是神的話語”,以及聖靈工作的無誤性。
可見,聖潔運動、基要主義和五旬節運動,其實原本扎根在健全的神學基礎上,
只是後來在心智生命的處理上走岔了路,不是尋求平衡的心智生命的發展,
而是採用了 完全的取代法──信靠聖經,取代了受教於世界的開放心胸;超自然主義,取代了自然界;聖靈的工作,取代了心智的運作……這些極端思想為後來的反智主義留下 了禍根,而主的教會看似就要被此浪潮吞噬了。
對此,歷史學家彌敦.哈奇(Nathan Hatch)形容得貼切:
“容我做個不尋常的比喻,福音派在基督徒學識的觀點上所受基要主義傳統的影響,
就如同毛主席‘文化大革命’對中國人的影響。
兩者 均促使一個世代的人完全與學術的主脈斷交,
以至於要重新(與學術界)接軌,成了……棘手的工作。”
18世紀萌芽的復興主義, 在19世紀得以開花結果,持續塑造著福音派思想,
且為普及的福音派觀點定下了基調。基督教的復興主義運動,強調要立即回應及接受福音。
因其傳福音是以最廣 大的民眾為對象,所以帶著濃厚的平民主義色彩,
講道力求簡單,以激起聽眾情感的回應,認為沒有必要持續思索,
沒有必要效法他人(不論是當代還是過去的聖徒),
就足以對信仰產生洞察和瞭解。救恩屬乎個人,而呼召所求的是當下的回應(註6)。
復興主義運動下的傳道人,常帶有反智的偏頗眼光。
反學識的偏見,逐漸在平信徒和神職人員的觀念中根深蒂固。
霍夫斯達特的經典名作《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指出了這樣一個現象:
“這個觀念始於一個幾乎沒有爭議的命題,即宗教信仰主要不是靠邏輯或學識來傳播的。
由此可衍生出一個論點,那就是:宣道的最佳人選……是那些沒有學問的無知之 士。
再推論便可知,這種愚昧人所擁有的智慧和真理,必定優於那些學識與教養兼具的知識分子。
這樣一來,就得到‘學識和教養其實不利於信仰傳播’的結論。”
四大巨擘的宣言
19世紀福音派中,對信徒心智生活造成重大負面影響的四大巨擘有:
彼得.卡特賴特(Peter Cartwright, 1785-1872)、
查理斯.芬尼(Charles Finney, 1792-1875)、
杜威.慕迪(Dwight L. Moody, 1837-1899),
以及,比利.桑戴(Billy Sunday, 1862-1935)。
卡特賴特大概是那個年代最著名的衛理公會巡迴佈道家,他自述從未上過任何神學院,
卻為了福音遍傳而投入服事,並且 大有成效。
他宣稱自己和朋友們“傳福音的果效、在服事上得到的認同,
大過於……現代的神學博士……他們追尋的是大學校長的職位、教授的身分、總編輯的地位,
或是待遇豐厚的工作,並且試圖創建標新立異的機構,
好掌握豐沃的收入來源……罔顧百萬貧窮、頻臨死亡的罪人湧入地獄之門,沒有神,
沒有福音”。
芬尼和慕迪則曾說:“我的神學觀?!我還不曉得有這種東西呢!或許你可以告訴我,我的神學觀是什麼。”
至於桑戴,他引以為豪的,就是他“對神學的認識,還不比一隻野兔對乒乓球的認識多”。
而且,“假如我有一百萬美元,我會捐$999,999給教會,$1給教育” 。
這個時期對於現今反智主義的普及影響極深遠,
“這個時期的特徵就是質疑受過教育的神職人員,過度強調結合大眾力量所能達成的目標,
造成一般人和知識分子之間 不必要的對立。
人們愈發不信任理性,愈發對熱烈而情感導向的宗教有興趣
(從坎恩.瑞吉,Cane Ridge,在肯德基州引起的復興可見一斑),
並對權威抱持反對的態度。這些現象,都和美國人宗教心智生命的轉變相關聯。”
虔誠主義、基要主義和復興主義,均助長了主觀及反智的觀點。
在宣教士的影響下,華人教會也同樣接受了這樣的觀念。
這種反智的態度和文化,總是尋求聖經佐證,以顯得更加正當、合理化。
然而這些“聖經佐證”,雖然眾多,實際上卻是被扭曲了原意。
舉例有:《哥林多前》1:17-2:5保羅斥責那些依靠“屬世智慧”的驕傲態度,
是因其忽視基督並祂釘十字架,單以人意來定義現實世界。
《哥林多前》8:1中,使人“自高自大”的知識,絕非泛指一切的學識;
《哥林多後》3:6 “字句叫人死”,指的是舊約的律法,而非所有的書籍﹗
再舉一例,《使徒行傳》4:13中講到幾位使徒是“沒有學問的小民”,
不是為了讚揚他們沒有學問、對心智生命漠不關心,
而是要指出,宗教領袖責備他們缺乏專門的訓練──宗教領袖們非常驚愕,
因為這些既沒有讀過猶太拉比學校,又沒有正式宗教職分的人,
卻在屬靈的事上有這般的說服力和洞見。
同樣,《馬太福音》11:25也不是為愚昧、無學識背書,而是責備人因有知識而自傲。
《約翰一書》2:27,也不可牽強地用來棄絕一切的教訓。
這段經文意在指出,信徒不需要假先知看似具有啟發性、實為異端的教導”(註10)。
又,《路加福音》10:21中,耶穌提到上帝“將這些事,向聰明通達的人就藏起來,
向嬰孩就顯出來”。耶穌這席話,為的是提醒眾人在各樣恩賜(包括智慧)的使用上要謙卑,
實無否定智慧之意。
我們若去留意地方教會(local church),便會發現他們常拿上述經文,
支持虔誠主義的反智立場,抨擊知識智能的追求。
這反應出,許多教會正在承受“無知的基督教”之苦。
華人教會中不乏質疑現代學識的教導,也有人推廣以“情緒的反應”取代“理性的思考”。
許多基督徒深信,他們內在的主觀經歷,應該凌駕在批判、思考與理性判斷 之上。
聖靈既是生命與真理的源頭,那麼操練思考、閱讀及學識,便不甚重要。
有人依此思維,甚至逕自刪除了“盡意”愛神的命令。
愛若少了心智或意志的層面是不夠的。基督教界實在急需發展智慧與學識,
用以敬拜神、服事世界。因為縝密的思辨,是整全認識福音不可或缺的。
思考,是上帝賜給人,讓人 認識祂的一種方法,而認識神才會進而愛神、愛人。
一切的思想,一切的學識,一切的教育和研究,
實在都是為了使人能夠認識神、愛神以及愛人。
參考資料:
參考連結: http://behold.oc.org/?p=3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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