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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神權.人權.政權.分別為何?我們該如選擇!!!
神權.人權.政權.分別為何?我們該如選擇!!!
問題類別: 基督教教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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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問者: 凱恩
發問日期: 2008/11/24
目前狀態: 已有人解答
最後回答日期 2008/11/24
本篇資料庫ID 2397
本題關鍵字:
權力
選擇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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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的解答:
從社會學的角度而言，教會與國家均是組織的一種，二者均深深影響人的生命和生活，因為二者各擁有自己的人民和權力。國家以不同的政制來管治人民，而教會對信徒亦有自己的原則和要求，國家的政制和教會的要求因此就常存著某種張力了。
這種緊張關係，其實在教會成立之前便存在了；耶穌認為政府與教會是屬於兩個不同範疇的權力，應該分別出來；「凱撒的物當歸給凱撒；神的物當歸給神」（太二十二21）。這原則成了教會的標準︰就是政府與教會應該互不干預。
可惜的是，耶穌並沒有明言二者的界線應劃在哪裡，自君士坦丁成了羅馬皇帝之後，他以一個基督徒的身分，成了偌大版圖的統治者，教會固然可以從歷代皇帝迫害基督徒的重壓下釋放出來，進而享受到國家給教會的保護和優待；但從另一角度看，國家與教會的界線更模糊了。從四世紀到改教時期的千多年間，教會與政府是分不開的，二者雖然存在著權力與利益的衝突，但教會的地位基本上沒有太厲害的挑戰。改教時期，馬丁路德認為政府是屬世的，教會卻是天國的團體，二者應該分別出來。加爾文採取一種較積極的關係，他認為政府是中性的，教會可以利用它來建立上帝的國度。到了近代，基督教傳至世界各地，很多國家是沒有基督教背景的，教會與政府的關係又再成為備受關注的問題了，尤以二十世紀80年代的東南亞華人教會為然。
政教關係的典例
特爾慈在1911年出版了名重一時的《基督教社會思想史》（The Social Teaching of Christian Teaching of the Christian Church）。他把基督教與社會關係的發展，分為三個時期︰1.早期教會，包括教會在希羅社會的發展，保羅的宗教倫理觀，和初期大公教會的情況。2.中世紀教會，包括普世教會趨向統一的成因與過程，教會與文化的關係，以及修道主義的興起和影響等。3.更正教會在社會學上引起的問題，特別關於路德和加爾文二人的神學思想，對政治、社會、經濟等問題的態度。貫串三部分的主題乃是︰作為一個擁有群眾與權力的教會，她怎樣與所處之社會和國家發生關係呢？這關係雖然多是本於某一思想家的關係而發展，像保羅之於初期教會，阿奎那之於中世紀教會，路德和加爾文之於更正教，但落實的方案卻常是因應當時實際的條件來摸索而成，就如文化、政制、經濟和社會等。昔日教會的經驗，對今日華人教會肯定是有助益的。
1.初期教會的個人經驗。特爾慈認為新約的福音運動，純是一種個人主義的運動，對改革的社會行動是不重視的。耶穌在社會倫理的教訓中，只要求人為天國作準備，包括悔改，在現有的社會制度下潔淨自己、準備自己，好與神有直接的交通，預備進入神的國。這種形式的教訓，有它的社會和政治因素，在羅馬帝國建立的時候，便終止了古代社會種種厲害的階級鬥爭，以開明又公平的法律統治各地，羅馬版圖內便展開了相當安定和法治的局面；「一切自由的行動，都局限到個人的、內在的生活範圍以內去，局限到倫理與宗教思想的區域以內去了。」
但這種個人主義，與近代的自我中心不一樣，因為耶穌要人藉愛弟兄和鄰舍，來表明愛神的心，惟有當人不以自我為中心，落實地愛人而非愛物，他才能與上帝發生靈性上的關係，人間一切階級的衝突才被消滅，因此耶穌的個人主義，必然伸展到普世主義去。
保羅是模成教會形態最重要的人物。他一方面指出人人都有罪，因此是平等的；另一方面，他對社會制度和政治權威，卻是採取順從適應的態度，因此也不是個社會革命的思想家。社會制度與權力均是上帝允許的，因此也是教會應順從和利用作為見證神的途徑。
過了第一世紀，教會增長和擴大，她要組織起來應付不同的需要。這時教會強調主教的地位、聖靈和傳統的重要、正統教義的制定，以及對信徒生活的管教、懲治，在在都使教會從昔日以聖靈為中心的理想，慢慢轉移到以教會為中心的倫理觀。換句話說，教會不可能忽視國家體制的存在，她要定出一些標準來作信徒活在這世界的導引，無形中亦是為中世紀教會生活作好準備。
2.中世紀的政教統一。假如初期教會是深受當時政治和社會的影響，中世紀的情況則剛倒轉過來，透過教會日益龐大的結構和權力集中，當時的政治和社會集團卻深受教會的影響。當然，也有很多時候教會與政治是在互相適應和調整，以致二者達到某個程度的統一局面。
為什麼會這樣呢？第一，特爾慈指出，教會初期是以神職人員，和聖禮所操縱的神恩神權，作社會理論的根據，這樣，它便把福音的絕對個人主義和普世主義，都聯合在一個社會機構內，這是從福音的倫理哲學角度來解釋的。第二，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中世紀日耳曼民族區域性的政治集團，深深影響了教會組織，加上羅馬教會在歐洲文化上逐漸取得領導地位，政教的合一似乎就頗為自然了。第三，隨著教會不斷的擴大，以及對社會生活的普遍干預，教會要處理的倫理問題，便從宗教的層次進入社會和政治的範圍了。第四，兩個傑出神學家的工作，為政教合一預備了上好的理論架構︰奧古斯丁的神權政治思想，為後期教權至上的觀念預備道路；阿奎那的《神學總論》更把人類一切生活，全包在教會倫理規範去，這樣教會與國家就更無分立的可能。
3.改教運動的政教關係。雖然加爾文對政府的關係比較正面和積極，卻不能把他與中世紀天主教的政教關係相提並論；路德更是採取政教斷然分立的態度。
馬丁路德強調宗教上的個人主義，認為人最重要的，是與神有相交的經驗。他要求信徒順服國家的權柄，但對世界的習俗、風情卻要克服。人生是逆旅，世界只是流淚之谷。信徒既是天國的子民，世上各種制度就不是那麼重要。但政權均是來自上帝，而信徒對世人又有見證上帝恩惠的本分，就算是在苦難中也要盡忠職守，苦難不能禠奪信徒因信稱義而得的快樂，信徒就是勝過世界了。
國家的政權既來自神，社會要維持紀律和秩序，也需要權柄，教會就沒有權利違背國家的權柄了。遇上暴君又怎樣呢？路德認為只有消極的抵抗和忍受；教會若遭遇迫害，消極抵抗者就是逃跑，不能逃的就只有忍受了；武力抵抗是路德不容的。「惟一真正基督教的理想，是純潔的愛的團契，與國家或法律無關」。
加爾文對世界則是採取合作的態度。他認為世上一切體制只是工具，本身無價值可言，基督徒應努力利用它來改善社會。因此加爾文對政治和社會組織的問題，興趣是大的，態度也是積極的，兩者最終的目的是要榮耀上帝。
加爾文的社會學說是本於一個假設，即社會需要統一。能達至此目標的，就是建立基督教世界，它包括政府與教會的合作，即神聖權威與世俗權威要攜手，並在互相尊重的精神下合作。他的社會觀與神學的預定論有密切關係，這一點可以在他對人的看法上顯明出來。他認為人是不平等的，因為神已預定有些人應當服事人，另一些則治理人，「這是人類生活本質的一部分，並不是人類始祖墮落的結果」。但從另一方面而言，人卻是平等的，因為人人在神面前都是罪人，都應當服從上帝的管治。從聖經來說，平等與不平等不是最重要，「它們惟一的價值，是在於人和人之間的各種不同關係」。處高位的不必炫耀，「每一特別權益，都被視為對聖潔社會的一種責任」。同時不管是在上的或在下的，他們在神面前均是一樣平等，在社會上也受同一法律的管治。
特爾慈認為加爾文最大的貢獻，不單在擺脫了中世紀那種家長制的社會學，和路德派過分烏托邦式的和屬靈的政教關係，更在他提供了既重權威，又重自由與責任的模式，讓不同人士能有充分的空間完成他的社會責任。這可解釋為什麼他的思想能影響英國、瑞士、荷蘭和美國的政治思想，以致教會和社會的關係可以發揮最正面的效力。
華人教會的政教問題
今天華人教會，大多數是處於集權國家之內，或是不同情基督教的政權之下；中國內地教會及將來之香港教會固然是明顯的例子，馬來西亞和印尼則是回教的國家，華人教會與政府的關係就顯得相當敏感和重要了。
特爾慈為政教關係描繪的幾個模式，大抵上也可以用在華人教會上。一般說來，華人教會是比較相信福音的本質是純屬個人的和屬靈的，因此特爾慈為初期教會描述的模式，同樣可以用在大多數華人教會與政府的關係，尤以台灣、九七問題興起前的香港，以至大多數南洋一帶的華人教會。
隨著社會的多元化及教會信徒的成熟，也加上近年東南亞政府有開放的趨勢（以台灣為著），就是最保守的教會，也因著專業分子的增加，和國民程度的普遍提升，信徒開始感到對社會的責任是不能推卸的。或是為了順服耶穌要服事鄰舍的命令，或是希望透過社會服務來加強福音的見證；80年代後期的華人教會，很多都相信參與社會服務，是教會責無旁貸的；洛桑信約 1974）正是這樣的一個記號。故此加爾文的政教模式，可以用來代表華人對國家及社會的態度。
自70年代起，世界各地均有教會人士參與較激烈的社會及政制的改革，可以統稱之為「解放神學」。它有一個神學假設，就是相信社會和政制可以透過人民的監察，甚至是革命來達致更公義和人道，基督徒必須投身於這樣的工作。這個神學思想發源於南美洲的天主教會，經過德、英，和美國神學家的推介，而成了東南亞許多教會行動派的理論根據，如南韓和菲律賓；華人教會則以台灣長老會最早採用，九七問題興起後，香港亦有部分教會人士以此為行動的理據。他們力主教會參政，希望把福音與教會來個社會化和政治化，他們的理想國，就是以教會理想來領導社會，因此算是與中世紀的模式較為接近。
以今天複雜的社會關係來說，主張政教完全分離是不大可能的；就如加爾文說，在理論上棄絕世界，而在實際上又享受世界種種賜予和保護，其實是不合理的。但像部分激進人士所主張的，把福音及教會完全政治化，更是行不通，什麼時候教會失去她的特性及信息，她就失去存在下去的理由，必為信徒離棄。
香港教會處於一個十分關鍵的時刻，1997年香港便要歸回中華人民共和國，她要發展一種怎樣的政教關係，才能既不會與政權處於敵對地位，避免把教會轉到地下；另一方面又要怎樣持守自己的原則和信息，以致無論什麼情況下，都成為社會上一個鮮明的見證呢？這個難題實在要看當時處境而尋找答案。在摸索的過程中，有幾點倒是必須的︰1.她必須認同當地人的種種困苦無助，立志與民偕居，共赴時艱；2.她要學習與不同主張立場的教會合作，匯成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一起作見證；3.她必須重新學習聆聽聖靈的聲音和引導，抗拒權力、地位和金錢等屬世的引誘，謙卑地與神同行；4.她必須再從聖經找到給這時代的信息和希望，使人看見神是在我們中間的。
這是神給華人教會一個特別的機會，成與敗的影響也不僅限於任何一地區。
全文引用「當代神學辭典」一書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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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人: no1_shepherd
回答日期 : 2008/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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