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靜默中找回你的發言權 從台灣熱門影集《人選之人》思考基督徒在大選時期的政治參與。 (2023年11月15日)
2023年Netflix熱門影集《人選之人—造浪者》播出之後在全球華人中引發熱烈迴響。戲劇問世的時間點，巧妙地與2024年台灣總統大選連結；耐人尋味的是，劇中的總統當選人，也在現實生活中成為2024年台灣總統大選的副總統被連署人，尋求連署以參選副總統。撇開爭議不談，在戲劇定位上，這部影集藉著政黨幕僚人物面臨與經歷的掙扎，不僅帶領觀眾一起思考民主在亞洲的發展過程，也探討每一個角色在面對家庭、職場、自我價值定位之間的摸索與掙扎。
當代文學評論大師薩依德（Edward Wadie Said，1935～2003）在《世界，文本，批評者》（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中，思考理論在不同的時間與空間的旅行中衍生的各種變異。思想、理論，甚至信仰，隨著人的旅行，對話與文字的交流，在不同情境、時代下，不斷產生進一步的實踐與轉化。在這個過程之中，思想與理論也開始旅行，由一個人分享給另一個人，從一個文化脈絡走進另一個文化脈絡，從某個歷史時代流傳至另一個時代。
隨著十八世紀末的法國大革命，二戰後殖民地獨立運動，到冷戰後期台灣在從戒嚴轉型進入民主政體，民主浪潮在時間與空間的旅行中產生變異，形塑台灣今日的政治風貌。影集《人選之人》所呈現的，即是民主浪潮進入台灣後，從一件不合身的西服，經過三十多年處境化的修改與剪裁，與在地文化價值觀融為一體，成為獨樹一格的台式民主。
《人選之人》：在沒有統獨歷史糾結的平行時空
與多數民主國家不同之處，除了左傾與右傾，保守與自由外，台灣的政治發展始終與歷史糾結的統獨議題綁在一起。而戲劇給予人最大的自由，是可以跳脫現實的框架，去思考政治的本質與核心。《人選之人》編劇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經提出一個假設問句：如果台灣可以跳脫統獨問題，政治局勢與民主會有怎麼樣的可能性？如果台灣可以跨越統獨的困局，會在各種不同的議題之中如何發展？
在這個設想之下，他們在戲劇中創造了一個平行時空，一個不必因為統獨分裂的台灣社群，單純按角色的需要與際遇，探討政治光譜中的環境永續、多元性別、家庭分工、廢死等議題。也因為專注在這些議題的發揮與劇中人物故事的糾結，劇中許多理想與生活狀態的實際掙扎，也呈現出來。
劇中一個強調兩性平權、家庭價值的政黨候選人，她的幕僚卻必須為了競選過程裡高強度的工作需要，犧牲家庭共處的時間與配偶的工作權益；在一個強調環境永續發展的競選活動，卻發現活動所準備的是免洗餐具；在被學生挑戰到廢死議題時，政治人物礙於討好中間選民而不敢表態，只能以打太極的方式搪塞問題。理想的社會公義如同遙不可及的月亮，現實則是為了生存不得不妥協的卑微人生。
在某種程度上，不管立場如何，左傾或右傾，自由或保守，政治人物是否也如同《人選之人》劇情中的人物：高喊著公義的口號，卻為了生存而過著矛盾而卑微的人生？
月亮與六便士：理想的偉大與人生的卑微
英國作家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1874～1965）在他的小說《月亮與六便士》（The Moon and Sixpence）中，以法國後印象派畫家高更（Eugène Henri Paul Gauguin， 1848～1903）為原形展開創作：原是證券經紀人的主角史崔克蘭行至中年，決定順從內心對於藝術的追求與渴望，在夢想與現實間，選擇了拋妻棄子遠離家鄉；在物質與心靈間，選擇捨棄一切到南太平洋的大溪地島與當地原住民一起生活，以獲取創作精髓中的自由靈魂；在月亮與六便士間，為了抬頭一瞥的美麗月亮，不惜將自己過往既定俗成的世界完全推翻。
也許有人說，孤注一擲地追求月亮是過度自我與自私，終日為六便士而折腰是盲目與媚俗。其實，不管是站在檯面上的政治人物，或是隱藏在辦公室裡的政治幕僚，甚至是每一個在選票的迷惘抉擇中舉棋不定的芸芸眾生，在我們真實人生裡的大半節奏，並不是成就解鎖的高光時刻，而是時不我與、有志難伸的困獸之鬥。
而民主政治，在某種程度來說，是一個充滿故事與悲喜的群體，在人生的月亮與六便士間，所尋找出來的一種調和，一份彎彎曲曲的堅持，一場有熱情有失態、有堅持有讓步的妥協，一曲被難以名之力量所操刀主導、不得不順勢起舞的華爾滋。
但是，從信仰的角度來看，上主或許並沒有要我們糾結於現實與理想之間，我們在信仰中多數的角力，是來自自身罪性的掙扎，勝不過試探的無力，活不出上主心意的挫敗，以及在尋求上主呼召過程中的迷惘與悖逆。基督徒的拔河不單存在理想與現實間，更是在上主與自我間的拉扯較勁。
在《月亮與六便士》中，還有另一條副線：兩位師出同門的醫生，在每次生命價值與呼召的尋求中，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選擇：醫術高超的亞伯拉罕選擇順從內心深處的呼召，放棄倫敦的優渥生活與大好前程，到亞歷山大港成為樸素的檢疫員；而醫術略遜的卡邁克爾，則是接替亞伯拉罕的空缺，妥妥地成為人生勝利組。
小說中敘事者如此反詰：「從事自己最想做的事情，生活在讓自己開心的狀態底下，自己過得心安理得，這樣算是把人生給搞砸了嗎？還是成為知名的外科醫師，年收上萬英鎊，取得美嬌娘，這樣就算成功了嗎？我想，這取決於你賦予人生的意義，你對社會的要求，以及你個人的要求。」高貴與粗鄙間的界線其實如此模糊，失敗與成功，本來就沒有普世的定義。
民主的旅行：法國大革命到二十一世紀台灣
薩依德在《世界，文本，批評者》之中如是說：「想法和理論，與人和批評學派一樣，是會傳送的，由人傳給別人，從一個情境傳送到另一個情境，從某個時代傳給別的時代。文化的、知識的生活通常藉想法的這種流傳得到滋養，也往往藉如此流傳而延續……這種移入新環境的動向絕不是暢行無阻的。它必然包涵與起源點不一樣的再現過程與制度化過程。」
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後，左派以降低與弱化過往專制政府的限制和干擾為訴求。進入二十世紀上半葉，工業化國家經歷經濟蕭條之後，左派漸漸轉型為要求政府適度介入保護弱勢族群的社會自由主義，右傾政黨則反過來強調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個人權利，反對過度介入的現代福利國家。
跳出《人選之人》為觀眾保留的平行時空，台灣的左右政治議題發展相當受限於統獨紛爭。隱藏在統獨框架中，面對潛在戰爭的恐懼，不安蟄伏在台灣的人心，迫使人以恐懼的角度來看世界。一個國家的政治格局，也是如此深刻地影響一個民族的靈性生活與價值判準。基督徒在這個充滿焦慮與恐懼的政治氛圍中，我們的呼召並非靠著拉攏依靠某一個政黨來實現政治理想，而是可以承擔靈性塑造的領袖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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