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和對基督教好奇的不可知論者對話 (2023年10月26日)
在西方，關於宗教、無神論和基督教的文化土壤正在改變。我最近在社群媒體上看到的三則新聞提醒我們，這種轉變能發生得如此快。
世界知名的無神論者理查·道金斯（Richard Dawkins）越來越多地嚴厲評論變性運動和進步主義意識形態（progressive ideology）。流行播客主持人喬·羅根（Joe Rogan）的節目每月有超過1.9億次的下載量，他邀請了智慧設計論（intelligent design）專家斯蒂芬·梅耶爾（Stephen Meyer）做客他的節目，梅耶爾主張宇宙背後有一位造物主上帝，並批判天擇進化論的內容。
在英國，首次發生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認為自己是基督徒。在每十年進行一次的英國人口普查中，在信仰欄位選擇「基督教」的人數下降到46%，而選擇「無宗教信仰」的人數上升到37%。這一下降也反應在美國的調查裡，幾乎有一半的千禧世代和Z世代年輕人如今認為自己是「nones（無宗教信仰者）」。
但是，在勾選「無宗教信仰」欄位的人之中，鮮少人認為自己是理查·道金斯式的唯物主義無神論者。事實上，「無宗教信仰者」更傾向描述自己為「追求靈命但不涉及宗教（spiritual but not religious）」的不可知論者。他們之中許多人仍然會偶爾禱告，參與新紀元運動裡的一些宗教實踐，甚至涉足神秘學。
也就是說，現代人不一定「不信宗教」，他們只是對不同的事物帶有宗教信念。當人們拒絕接受「制度性宗教」時，他們會以其他東西填補內心的「上帝洞」。
當現今一些最教義式的無神論領袖視「文化戰爭」為他們新的神聖事業時，他們也表現出越來越多的興趣聽取世俗主流之外對科學和現實世界的本質的其他觀點。
在《對上帝信仰的驚人重生》一書中，我探討了新無神論（New Atheism）是如何成為過去式，取而代之的是對超自然解釋的新的開放態度。例如，許多世俗知識分子——如心理學家喬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歷史學家湯姆-霍蘭（Tom Holland）和記者道格拉斯·穆雷（Douglas Murray）——正在重新審視上帝存在與否的問題。
許多曾經支持理查·道金斯和他提出的新無神論的騎士團發現，他們為世人提出的人生答案（追求科學和理性，摒棄宗教）並沒有帶來他們所希望的光明和生命。在這些新世俗思想家的引領下，許多人如今受到啟發去挖掘聖經中的古老智慧，走進一、兩間古老的教堂——或甚至跨入信仰裡。
這些世俗主義者在我們的物質主義文化中意識到「意義危機」，也越來越意識到基督教敘事以不易忽視或重塑的方式塑造了整個西方文化。即使他們宣稱自己個人對上帝的存在並不確定，他們也開始懷疑我們是否真的可以在沒有上帝的情況下生活。
這一切都促使了「對基督教充滿好奇的不可知論者」的興起：這些現代人開始懷疑他們的祖先曾經相信的這個古老的猶太教-基督教敘事裡是否存在某些真理（或至少「有用的」道理）。
但是，我們這些相信上帝道成肉身、曾經活著又死而復活，使人類與祂重新建立關係的基督徒，該如何與這些「對基督教好奇的不可知論者」打交道呢？以下是我在與新一輪無神論運動的領袖和其跟隨者交流時學到的三條經驗：
1. 讓他們希望這個敘事是真的，然後向他們展示敘事的真實性
17世紀數學家兼哲學家布萊斯·帕斯卡（Blaise Pascal）寫道：「讓宗教具有吸引力。讓好人希望它是真的，然後證明它是真的。」這句話至今仍是明智的建議。
在過去，基督教思想家經常在與新無神論者的辯論中使用基於邏輯的護教學策略，並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但對一些對基督教充滿好奇心的不可知論者來說，這可能是一種太直白的理性工具。
相反的，文化護教法對他們而言越來越有吸引力，正如安德里亞·迪爾利（Andrea Dilley）之前為《今日基督教》撰寫的一篇文指出的那樣，文化護教法「提供了一個框架，將人們與我們內心深處那些在電影、書籍和音樂中尋找美感的部分聯繫起來，」對文化護教法來說，「目標不是增長一種模糊的超越現實感，而是讓人們能與永生的上帝相遇。」
我們都曾受藝術、文學和美感的啟發——受到這些作品裡的英雄主義、犧牲精神和追求「超越性的目標」的故事的啟發。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喜歡《哈利波特》、漫威電影和《魔戒》。
現實的故事/敘事常常圍繞著政治、經濟和生物學，我們在其中缺失著意義，我們渴望重新激發我們對朋友和鄰居的想像。他們所渴望的正義、他們所尋求的身份認同，以及深深打動他們的藝術和音樂，都源自某種更深層的東西。這些皆是那個經常被遺忘的敘事的回音，是上帝的形像在人類身上留下的印記。
魯益師（C. S. Lewis）巧妙地創造了納尼亞世界，一個充滿騎士、龍、會說話的動物、英雄主義、勇氣和犧牲精神的神奇國度，由一位名叫亞斯蘭的獅子王統治，他非常慈愛但不受命於任何人。魯益師讓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和成年人希望這個故事是真的，然後他向我們展示了這個故事的真實性。
我們也可以這樣對待今天的慕道友，在他們的想像、盼望、夢想和渴望裡與他們共鳴。我們必須向他們證明，為何他們會如此盼望這樣一個有價值、有意義、有著超越性的目的的世界真實存在。只有這樣，有些人才會準備好聆聽傳統上為著上帝和聖經的歷史真實性的護教論述。
我們應向他們表明，我們確實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這個世界背後有著一個愛、美善及公義的終極源泉，並且這個泉源親自前來尋找我們。
2. 保持基督教的「怪異性」
我曾與許多似乎對基督教持開放態度的非基督徒交流，但他們不想要一個和他們本身文化極為相似的教會。這一點在與我交談過的不可知論思想領袖裡尤其明顯，他們之中一些人似乎懷著一股渴望回到教會的心情。
例如，《旁觀者》（The Spectator）雜誌較為保守的副主編道格拉斯·穆雷（Douglas Murray）曾經有過某種程度的基督信仰，但現在他給自己貼上「基督教無神論者」的標籤。他承認基督教在西方傳統裡的價值和美德，但他無法全然相信這個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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