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基督徒：住在熟悉的土地上的陌生人 (2023年04月22日)
在今年春天與伊拉克衝突的高峰期，耶路撒冷的聖公會主教里亞·阿布·阿薩勒（Riah Abu Al-Assal）危險的預示著住在聖地上的基督徒的未來。他說：「把伊斯蘭教和穆斯林說成是一群恐怖分子，會對住在我們信仰的發源地上的基督徒造成最大的傷害。我為最終將留在這片聖地上的事物擔心。」
這位主教代表許多阿拉伯裔基督徒發言，他們擔心穆斯林會將英美的入侵解釋為基督教對伊斯蘭世界的又一次攻擊。以色列/巴勒斯坦的統計數據似乎證實了主教的擔憂——根據貝蒂簡（Betty Jane）和J·馬丁·貝利（J. Martin Bailey）的《住在中東的基督徒是誰》一書所言，巴勒斯坦的基督徒正成群結隊地離開他們的家園。現在，至少有25萬人生活在國外，佔全世界所有巴勒斯坦基督徒的60%以上。
許多西方基督徒仍然不知道基督教在以色列/巴勒斯坦的存在。直到我在惠頓學院（Wheaton College）讀大一的時候，我向學校要求要跟宣教士的孩子當室友，學校安排我和一個巴勒斯坦基督徒同寢室。我的新朋友很快就告訴我，自耶穌的時代起，巴勒斯坦基督徒就一直生活在聖地，西方的基督徒需要知道，以色列正歧視著基督徒同胞，剝奪他們的土地和機會。幾年後，我來到約旦河西岸（West Bank）的拉馬拉（Ramallah），參觀室友父親領導的基督教孤兒院。我室友的描述與我在那裡感受到的情緒相吻合——對不斷減少的基督徒人口和不斷惡化的經濟狀況感到絕望。
我帶著許多問題離開拉馬拉。巴勒斯坦的基督徒是如何陷入如此困境的？為什麼以色列要壓迫他們？巴勒斯坦基督徒到底是誰，他們從哪而來？
初世紀的情況
《使徒行傳》指出，耶路撒冷的第一批基督徒是猶太人，且歷史學家認為，即使在公元70年耶路撒冷淪陷後，聖地上的基督教仍保持著猶太教的色彩。但西元135年巴柯巴（Bar-Kokhba）帶領的猶太人起義改變了這一切；羅馬開始對猶太人毫不留情，屠殺了耶路撒冷，將該城改名為「埃利亞卡皮托利納（Aelia Capitolina）」，將以色列的國名改為「巴勒斯坦」。隨著這波打擊，猶太裔基督教社區基本上已消失不見。
西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的皈依，使基督教在聖地有了新的存在。君士坦丁的母親海倫娜（Helena）幫助在這片土地上建立教堂和修道院，並在接下來的三個世紀裡，聖地見證了來自羅馬帝國各地的基督徒的湧入，包括希臘人、亞美尼亞人、喬治亞人、埃及人和敘利亞人。與此同時，拜占庭皇帝也管理著這片土地。
此時期的拜占庭統治使基督教在聖地根深蒂固，基督徒成為人口多數。著名的神學家將聖地視為他們的家，包括將聖經翻譯成拉丁文的耶柔米（St. Jerome）。但第四和第五世紀的異端戰爭重創了基督教，因為東方教會的基督徒對拜占庭干預他們的事務越來越反感。當穆斯林阿拉伯人入侵聖地，並在西元640年佔領耶路撒冷時，這些基督徒將他們視為「解放者」，加入他們的出征，幫助他們驅逐拜占庭的軍隊。
被貶為賤民
而這是個悲慘的錯誤判斷。隨之而來的是教會在聖地的逐漸衰落，因為穆斯林霸主將基督徒貶為賤民（dhimmis），並禁止基督徒向穆斯林傳教。儘管如此，各種基督教派仍倖存下來（希臘東正教、衣索比亞東正教、景教、敘利亞東正教、亞美尼亞人、埃及基督徒），他們當中有許多人以阿拉伯文為主要語言——除了敘利亞人，他們保留了執行宗教儀式時用的語言。
來自阿拉伯的基督徒也加入了他們在聖地的兄弟，「巴勒斯坦」阿拉伯裔基督徒開始有了自己獨特的身份。12世紀和13世紀的十字軍王國的興衰此起彼伏，但東方的基督徒繼續以聖地為家，儘管穆斯林的勢力又重新崛起。
在接下來的600年裡，穆斯林蘇丹徵收的重稅使基督教社區陷入貧困，蘇丹們允許對基督徒血腥迫害的行為。基督徒向他們的老主人拜占庭皇帝求助，拜占庭皇帝滿有恩典的用贖金和賄賂幫助他們。但君士坦丁堡在1453年落入土耳其人之手，為了得到保護，基督徒轉向法國，因法國支持方濟各會在十字軍東征後獲得的聖地財產。然而，方濟各會的做法可能弊大於利——希臘東正教牧師尤其反感拉丁人主張其對聖墓教堂有部分擁有權（聖墓教堂位於傳統上耶穌受難和復活的位置）。
到19世紀，住在聖地的基督徒人口只有15000人，其中有80%以上是希臘東正教徒。隨著奧斯曼帝國軍事力量的衰落，以及俄羅斯、法國和英國等歐洲國家對土耳其人施加壓力以「放寬」其在教會的統治權，這些數字實際上在本世紀內有所上升。與此同時，西方新教基督徒開始向聖地派遣宣教士；例如，英國聖公會基督徒於1820年首次訪問耶路撒冷，在那裡建造新的教會，並設立學校和醫院。很快的，許多其他新教教派也加入了他們的行列，包括路德教派、蘇格蘭教會以及基督教宣道會（Missionary Alliance）。天主教也向聖地派遣宣教士。
今天的巴勒斯坦裔基督徒
穆斯林的統治隨著1917年英國對聖地的佔領而告一段落。英國於巴勒斯坦的委任統治（The British Mandate）時期為基督徒提供了擺脫土耳其教會控制的好機會；高出生率也促進人口的增加。1948年，以色列宣佈建國，約有75萬「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逃離該國（且永遠不被允許回來），有許多基督徒留了下來，讓阿拉伯裔基督徒的人數比阿拉伯裔穆斯林多了一倍，特別是在拿撒勒和伯利恆等城鎮。
儘管如此，巴勒斯坦基督徒還是遭受來自以色列的歧視和暴行——儘管以色列憲法保證基督教徒享有「宗教、意志、教育和文化自由」，但他們仍被視為二等公民生活著。以色列拒絕讓他們在軍隊裡服役，巴勒斯坦基督徒的教育和就業機會也比較少。另外，以色列軍隊為了應對轟炸以色列公民的自殺式恐怖分子，沒收了屬於巴勒斯坦基督徒的土地。
自以色列建國以來，大量的巴勒斯坦基督徒離開了聖地，原因是以色列佔領了他們的土地，以及巴勒斯坦城鎮的經濟狀況令人沮喪。今天，他們只佔了以色列全國人口的2%，但在1900年左右，他們曾宣稱佔有全國人口的17%。
多數的巴勒斯坦基督徒支持對擁有自己的祖國的追求。但是，熟悉中東其他地區穆斯林迫害浪潮的基督徒必須問自己，一旦/如果以色列放開控制權，巴勒斯坦權力機構（PA）可能會建立一個什麼樣的政府？各種監督組織指出，自從巴勒斯坦權力機構於1993年接管伯利恆以來，基督徒在人口中的比例從60%下降到30%，他們也列舉了巴勒斯坦警察騷擾基督徒的事件。這樣看來，巴勒斯坦的基督徒被夾在一個充滿防衛心的、不友好的以色列國，和越來越敵對基督徒的巴勒斯坦穆斯林鄰居之間。難怪阿薩勒主教為他國家的基督徒感到憂心。
史蒂芬·格茨（Steven Gertz ）是《基督教歷史》的編輯協調專員。
翻譯：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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