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聖禮神學遇上裂縫社會 趙崇明：聖禮是須踐行的行為藝術 (2018年06月21日)
採訪：陳?明 / 2018年6月20日
【時代論壇訊】
聖禮、聖餐與當下的時代之間，看似毫不相關，與今天香港處於的裂縫社會，更似是風馬牛不相及，但原來從聖禮的意義中，可以思考出在霸權管治下，信徒的立腳之處以至回應之道，甚至如何在一片鬥爭政治下，找尋出「行」道的方向，以至讓基督教的信仰應用在生命的實踐中。由思道平台主辦的講座「當聖禮神學遇上裂縫社會」，六月七日晚上在基督教宣道會忠主堂舉行，由香港神學院神學及歷史科副教授趙崇明博士主講，吸引廿多位教內肢體出席，希望從聖禮神學思考在霸權管治下，如何面對差異；以及在鬥爭政治下，接待倫理是否可能。
趙崇明在分享時即表明，相信大家均會同意，香港社會現時是處於撕裂狀態，而不少人認為這始於二○一四年佔領運動發生後，但他就認為是更早，應該追溯至二○○三年，「香港人因為擔心一國兩制變成一國一制，其實自八十年代簽署《中英聯合聲明》後，香港人都已經開始問一個問題，就是『我是誰？』；正是這個政治身份的尋索，引來很多矛盾和張力。」他補充，身份政治牽涉人性，因為涉及利益問題，「政府、商家，以至新移民，很多矛盾都跟利益有關，令人與人之間的矛盾和張力產生，就算基督徒都一樣要關心利益呀！」
此外，就是差異問題，例如文化上的差異。差異不能避免，同時會導向衝突的發生，「人會對非我族類而產生恐懼或偏見，便想保護自己，繼而有可能帶來怨恨，生出敵我對立的二元思維」，再加上香港是資本主義社會，必然談論競爭，令對手變成如同敵人，當本來原則上的公平環境消失，香港人感受到的被壓迫感便因此愈來愈強。
耶穌以身體回應宗教政治力量
面對如此狀況，香港人便如同處於裂縫之中，「只有fight or flight，一是繼續戰鬥，一是離開，但和理非非就好似沒有用，以武抗暴又會令裂縫變得更大，教會處於威權管治和敵我矛盾中，能發揮甚麼的角色呢？」
趙崇明繼而由以弗所書第二章11至22節說起，當中論及「割禮」、「以色列人」、「外邦人」、「局外人」，「和平」、「和睦」和「十字架」，「基督以自己的身體，在十架上廢掉了冤仇，十字架是一個特別的刑具，是把基督的身體扯開的，十架上左右釘住身體的兩點，令暴力下的張力在十架上呈現，但十架上的交叉位置，卻是帶來了和平，所以是在張力下講和平，不是『河蟹』（和諧），耶穌是用祂的身體，來回應宗教政治力量，因為那是由一個結構性的罪去釘死耶穌的。」
趙崇明指出，宗教改革神學強調上帝的道，而講道傳講福音是可聽的道，聖禮就是可見的道（visible word），藉此來表達福音的核心精神，「聖禮其實是行為藝術」。他更舉例，當年反對興建高鐵時，有抗爭者以苦行和親吻土地方式抗爭，便能把運動的抗爭性和力度流傳，「今日信徒只是識講道，那行道呢？實踐呢？聖禮就是行道，象徵著跟基督同釘十架與埋葬。」
他並補充，耶穌在聖經中也作出了示範，路加福音中記載，耶穌在被賣的那一夜跟門徒掰餅，在聖餐中說「你們應當如此行」，所說的「行」，除了是指實踐聖餐這禮儀外，亦是指行道，把聖餐精神落入日常生活中，成為生活方式。
人際差異帶出接待倫理的可行
那麼，究竟這個聖禮本身，在今天的時代，究竟提醒我們實踐甚麼的價值？趙崇明於是重提分享開首時談及的身份跟差異，重申其實人與人之間有差異是好事，而獨裁者或管治者正正不希望人民有差異，但這差異之中，便是彰顯出接待倫理的可行，「洗禮連繫政治身份與差異倫理，洗禮帶來身份上的改變，如同接駁枝子般，被接入基督這個大家庭，非血緣性，但在主內教會就是大家庭。」
他又補充，教會的希臘字Ekklesia，原意就是「公民集會」，所以本身是具有公共性，「返教會就是公民集會」，「耶穌是天國君王、彌賽亞，所以加入教會，除了成為神的兒女，亦是成為天國公民，學被上帝管治，洗禮便是給予了天國公民的政治身份」；而在加拉太書三章中，保羅說「不再分猶太人或希臘人」，「在基督耶穌裡都成為一了」，便是回應猶太人和希臘人強調著民族、國族身份，「經文甚至說『不再分男的女的』，性別本身其實都是政治身份來的」。
趙崇明強調，洗禮就是一種包容差異的政治倫理，並更具根本性和凌駕性的身份，為信徒其他俗世的身份定位，而天國公民這個政治身份，必須超越於一切世俗政權所賦予的政治身份之上，「提醒著上帝是我們最終所愛，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事實上，就算在羅馬帝國時期，都要人民敬拜王，所以當時已有造神運動，當時有人拒絕跪拜，就是公民抗命，結果是死。」而在今天，當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等對社會造成張力和裂縫時，天國公民的身份便賦予信徒面對和批判的力量。
聖餐實踐捨己和僕人式領袖的天國倫理
洗禮具有政治性，賦予了天國公民的政治身份，而聖餐也有其政治性，呈現福音公共的一面。趙崇明指出，在路加福音廿二章中記載耶穌跟門徒同吃聖餐，跟逾越節有關，而逾越節正是紀念上帝從埃及為奴之地把以色列人拯救，「十災每個都代表著當時埃及的神明，代表埃及背後的政權，然後上帝跟其決戰都勝利，而當我們每次領聖餐，去『利』道時，除了反省個人的罪，又有沒有反思社會結構性的罪？記念因此而被壓迫、被勞役，就如當日埃及地以色列民的人？」
他又指出，在24至28節經文中，門徒爭論誰為大，其實耶穌是在談論一個政治問題，就是爭權，而人性重個人主義，會以利己及個人為中心，惟民主制度就是把權力分散、分配，從而帶出當中正是另類政治倫理的踐行，就是實踐捨己和僕人式領袖的天國倫理，「聖餐非個人主義，是強調群體，非利己，是說基督為我們『捨』的身體，是強調著由大服侍小；所以約翰福音記載耶穌為門徒洗腳，也是一個行為藝術，是貫徹聖餐精神，體現出僕人式領袖的樣式。」
在利未記十九章33至34節中，教導以色列人接待的倫理，包括不可欺負寄居同住的外人；要看他如本地人，並要愛他如己，又提醒以色列人自己在埃及地也曾作過寄居的人。那我們又如何從聖餐思考接待倫理？趙崇明引用了美國著名作家、教育家及社會行動者帕爾默（Parker J. Palmer）的著作《民主，心碎的政治？》，提醒人性本身對非我族類的排斥，而接待倫理與公共生活息息相關，是一個公共社會的呈現，「接待本身是違反人性，但聖經中經常要求我們作違反人性的事，令我們學習走出自己的私人領域，走去公共世界；public與pub這個字，都是指向公共空間，所以傘運時佔領區其實是一個大的pub，但不只是在運動時，平時是否都可以有？教會是否可以做？因為教會就是一個公民集會。」
他更提醒，獨裁政權常把非我族類妖魔化，「香港人又有樣學樣」，無論藍、黃陣營，都會製造稻草人作攻擊對象，「那是非常不民主，香港人口說支持民主，卻為何犯此毛病？」
耶穌示範開放餐桌來接待他者
趙崇明之後再引用路加福音廿四章論說接待倫理，經文中門徒中有兩個人接待了已復活耶穌，但因眼睛模糊而沒認出祂來，便如同接待陌生人一樣，直至他們用餐的時候，耶穌拿起餅來祝福、擘開、再遞給他們，這時他們的眼睛才開了能認出耶穌來，而正因耶穌這三個可見的行為，他們的眼睛才得明亮；而在約翰福音一章10至12節，經文正正提及世界「不認識他」，當他來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也並不接納他」，「人不認識上帝，所以不接待祂，是跟倫理有關，認識不單是知識問題，是指理解，前提是在於信，faith seeking understand，而信心是要冒險的，就像亞伯拉罕，他的信便令他一直要冒很多險，今天我們的信只是講決志，變得so cheap。」
然而，何以我們會抗拒接待，原來跟罪有關，令我們不願意打開黑暗的心門，所以接待既是信的表現，也是令我們能打破隔膜，認識更深，「接待是令我們進入一些跟自己不同的世界，但接待不是沒有自己的立場；耶穌就示範了開放餐桌的精神，跟稅吏、妓女同坐席，這個開放，讓我們和一些跟自己很不同的人成為同伴。」
他最後引用克拉普（Rodney Clapp）論聖餐的社群倫理，包括能把信徒塑造成一個在基督裡同歸於一的社群；堅守平等主義的群體；有資源面對衝突和承認失敗的群體；以及一個非暴力的群體。
在答問環節，有參與者問及今天社會和家庭等，都不能體現出真理，基督徒單是從聖禮中，可如何為這些價值觀作重新定義？趙崇明先回應指，聖禮實踐非暴力行動絕非逃避，其實是有行動，所以也是一種抗爭；而他認為，抗爭中「真打」的以暴易暴是下策，反而具象徵性意義的行為藝術，雖然非即時生效，卻能帶來更大的力量。
亦有參與者指出，今天香港教會內也出現撕裂，而教會亦很怕非我族類者，究竟是否因為教會在施行聖禮上有所缺乏，所以亦失去了這些元素？趙崇明認為答案是肯定的，而雖然禮儀教會理應本質上處理得較好，但實際卻是不然，令聖禮傾向個人化而缺乏公共性。他繼而提出一些挑戰，如同性戀者是否能領聖餐？嬰孩洗禮後又是否能領聖餐等，「同性戀者領聖餐有甚麼問題？聖餐就是為罪人而設，也代表接納；嬰孩洗禮是延續割禮精神，代表其所屬群體歡迎他成為成員，並由這群體即整個教會，一同教導成長；受浸不應該是領聖餐的條件，因為信而受洗其實是應該同時發生的，只是現在才分開處理。」
趙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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