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華浸信會在山東宣教概況
悲歡交集的鏤金歲月（十九）
(2009年03月06日)
本新聞提供者: 翼報
瑞典浸信會在中國宣教的各項成就
　　根據山東浸信會五十周年史的記載，1807年馬禮遜來中國傳道，馬氏當時希望如能在中國宣道百年，或可有千人信主；而經過十年後，馬禮遜才為第一個中國人施洗，不久馬氏便息勞歸天了。到1860年，中國信徒已到達千名。時至1941年，瑞典浸信會在膠東數縣的受浸人數，已達六千六百二十八人，全國信主人數則已達到五十餘萬之多了。

　　瑞典浸信會在華的第一代宣教士文道慎牧師到中國，遊歷全國各地，最終選擇在山東開始傳道的原因之一：他認為山東為中國的“聖省”。因為是出了孔，孟聖人的地方，如從山東先開始工作，其影響應會大增。後來任其斐牧師夫婦在膠東遍設學校，推廣新式教育（當時私塾已為當局禁止），對山東的教育文化事業有巨大貢獻；特別是在膠州設立的瑞華小學與中學，更是瑞典浸信會在許多事工華冠上的一顆璀璨明珠。

　　據浸信會五十周年史的記載，瑞典差會在膠州開始福音工作時，當時（1893年）膠州城內有居民五萬人，全縣村莊一千二百八十二處，全縣人口為三十六萬五千五百七十六人。迄1940年，瑞典浸信差會在山東宣教期間，教會已向膠東七縣四十餘萬人民傳達過福音信息。

瑞典浸信差會開明的宣教政策
　　讀了山東瑞華浸信會五十周年史，不禁令人感慨萬千。早在四十年代，瑞典差會即已訂出了中國教會要本色化及自立，自養，自治，自傳的開明宣教政策，可謂高瞻遠矚，目光如炬。根據歷史記載，許多西方差會，直到六，七十年代，對華的宣教政策仍然不明確；並且在六，七十年代中，因東南亞各地華人教會均有所醒覺，地方教會領袖多起而向差會爭取權益，西差會與地方教會間因而對立而緊張。

　　1949年大陸易幟後，西差會多半遷往香港與台灣，繼續工作。但由大陸時代沿襲下來的政策卻不變：即教會以西差會為主，華人教會與領袖，只能聽從差會的決定。許多差會的政策，明知其不當或錯誤，但華人教會只能無條件服從。在香港的教會，更因當地為殖民地，西差會更如太上皇，宣教士的決定等於上帝的旨意，無人可以違悖。但由山東瑞華浸信會五十周年史中，卻看到瑞典差會早已訂出教會應基督化，本色化的決定。在該書的結論中，有這樣的記載：

“中國最大的需要是基督。首要的不是文化的基督，美術的基督，或神學的基督，而是福音的基督：即拿撒勒八福的，十字架與復活的基督。也就是用中國語言向中國人說話…，使普世的基督加入中國籍，基督教在中國必須先成為中國化的教會，才能實現其生命的能力。中國教會要成為本色的基督教。教會要達到自立，自養，自治與自傳，此為現在與將來重要的目標。教會必須以基督化的本色方式在中國傳福音，神的國在中國才能得到實現。”

　　根據這項“四自”政策，在教會開創期，首先由宣教士獨自工作，使重生的信徒加入神的教會。第二步驟，是將本地教友造就成為宣教人才，再逐區逐步將宣教工作移交本地同工接管。第三步驟，由華人完全負責辦理教會事務，差會僅提供經濟與師資；這要應驗施洗約翰的話：“他必興旺（地方教會），我必衰微（差會）”。第四步驟，當地方教會完全達到“四自”後，與差會仍可維持相互聯絡，彼此代禱之關係。

　　當時瑞華浸信會在膠東諸縣城已完成了第一階段，正在進行第二階段的事工中，預計第三時期亦將完成。但在1949年後，整個中國大陸因國體變更，一切教會事工均停滯，這第三階段的事工，便無法完成了。神對中國另有祂自己的計畫，非人所可逆料。而瑞華浸會這套宣教計畫，並沒有為其他差會採納。即使教會提出了類似的建議，但執行的宣教士們，並未認真的配合與實行，因此，在1949年以後的東南亞及台港地區，由差會支持下的華人教會，都只能顢頇地趑趄在一條泥濘的道路上。延至八十年代以後，大多數差會由於經費的不足，才由華人教會中不情願，不甘心地鬆了手，是令人十分遺憾的事情。


根據當時瑞華浸信會的自傳政策，差會在膠州創辦了瑞華聖經學院，培養了一批傳道人，同時也儘量培植義工人員，協助教會達成自養的目標。但可惜沒有機會培養高級的教會領袖。在當時膠州的浸信會中，只有王華亭校長是經教會培植，由齊魯大學出身的卓越人才。另外，差會也培植了幾位教會的牧師，如由湖南神學院畢業後在王台任職的宮恩榮牧師，以及由上海神學院畢業後到高密教會工作的李克恭牧師等。但因1949年以後的變故，瑞典差會便沒有機會再造就其他人才，實在可惜。（悲歡交集的鏤金歲月第一輯共十九篇至此連載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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