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婉婷高雄報導】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10月3日下午舉辦「史博講堂」，邀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陳儀深，以「再探美麗島事件——檔案與口述史料的對照研究」為題，從官方檔案、個人日記與當事人口述的交叉比對，說明不同材料如何彼此補充，呈現同一事件在不同立場下的理解差異。高史博館長李文環表示，美麗島事件不僅是台灣當代民主政治發展的重要節點，也與高雄地方歷史密切相關。

陳儀深首先回顧美麗島事件的口述史成果。1999年，新台灣研究文教基金會出版《沒有黨名的黨——美麗島政團的發展》等著作。書名也點出《美麗島》不只是一份雜誌，而是透過總社、各地服務處及密集的群眾活動，逐步形成跨區域的政治組織。

民進黨直到1986年才成立，但陳儀深認為，美麗島政團在當時的黨禁之下，已呈現組織反對黨的嘗試，也為後來的政黨發展累積重要經驗。政團在各地設立服務處並串聯行動，也引起當局高度關注。

2004年，中研院近史所《口述歷史》第12期推出「美麗島事件專輯」，收錄14位相關人士的訪談，對象橫跨受難者、教會人士、辯護律師、作家及軍法體系人員，包括呂秀蓮、姚嘉文、蔡有全、黃昭輝、李勝雄、陳若曦，以及當時任職警備總部軍法處的劉衡慶等人。

國史館與國家人權博物館2022年分批出版全15冊《戰後台灣政治案件——美麗島事件史料彙編》，內容從《美麗島》總社與地方服務處受到監控，延伸至逮捕、偵訊、軍法及司法審判、國際救援、高俊明案與林宅血案。

而國史館2023年出版的《蔣經國日記（1978－1979）》則提供另一種事件觀察角度。蔣經國在事件後以「暴亂」與「反動派」等詞描述高雄衝突，並出現「企圖火燒高雄」「一網打盡」等語，透露出當局的立場認為美麗島事件屬於政治攻擊。

關於「高雄事件」與「美麗島事件」的名稱是否需要區分，陳儀深引述姚嘉文的看法，其認為「高雄事件」較偏向1979年12月10日發生的警民衝突；「美麗島事件」則應連同政團的政治主張、組織及各地服務處的發展來理解。陳儀深則認為，若能正視當晚群眾抵抗的背景，不必刻意避開「高雄事件」一詞。

陳儀深說明，美麗島事件以群眾動員挑戰戒嚴體制，有別於蘇東啟案、泰源事件的武裝革命，也不同於發表宣言的彭明敏師生案。然而當時國際局勢的壓縮，讓當局把這些民主訴求行動視為反動，並在事件後透過「安和計畫」及「1210專案」進行逮捕與偵訊。從《1210專案偵訊工作指導綱要》可見，偵辦方向先要求確立「暴亂」部分，再追查所謂「叛亂」計畫，並將重點對象區分為「共匪」與「台獨」兩類。最後則集中由八人以叛亂罪接受軍法審判，另有多人以妨害公務、暴行脅迫等罪名進入普通司法程序。

事件處理也受到國際關注。美國有法律學者聯名致函蔣經國，援引《台灣關係法》對人權的關切，要求保障被捕者權利並交由一般司法審判；美國在台協會也收到許多聲援信件，有人主張在台灣人權狀況改善以前，不應繼續對台軍售。

這其中，時任長老教會總幹事的高俊明，以及在林宅血案中失去母親與女兒的林義雄，收到最多國際關注。而陳若曦等多位外省作家也聯名呼籲當局處理案件要更細緻，不應該加劇省籍分化。這些作家、文化研究者與知識分子，之後在陳文成案也有發聲。陳儀深認為這些外部關心確實影響了當局對事件的處理方式。

關於對美麗島事件的觀察，陳儀深提到，美麗島政團長期受到當局監控與騷擾，加上前一日的鼓山事件升高對立等，使雙方處於高度不信任的狀態，1979年12月10日的衝突進一步擴大並非難以想像，也不必把警民衝突視為預謀。

另一方面，美麗島事件之後，受刑人家屬與辯護律師陸續投入選舉。例如姚嘉文的妻子周清玉於1980年以台北市最高票當選國大代表，林義雄的妻子方素敏則於1983年當選立法委員。陳儀深形容，選舉結果反映部分社會對受刑人及其家屬的支持，也可視為一種來自社會的平反。

最後陳儀深指出，口述史除了涉及受訪者如何重建記憶，也取決於訪談者與受訪者能否建立信任；他過去進行泰源事件訪談時，就曾遇到關鍵人物不願受訪。他也主張規劃訪談時應納入不同立場的人，包括當年在體制內工作者；若在追究責任的同時保留對話空間，讓更多當事人願意說明經驗，歷史圖像也能更加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