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淑蓮、康文榮

金子昌太郎生於1876年日本群馬縣勢多郡，父親金子才十郎致力農業改良、振興，1895年與地方人士創立群馬縣農會，設立農業試驗所，對農業貢獻良多。金子才十郎也是傑出的劍道教士，在當地以「群馬劍道師範」的身分開設道場教授劍道。

在此環境薰陶下，金子昌太郎自幼即對農學有濃厚的興趣和使命感，並秉承庭訓，養成堅持、專注的人格特質。他中學畢業後，得親戚資助進入東京帝國大學農學科就讀，一年之後，轉入夢寐以求的北海道札幌農學校（今北海道大學）。雖然遭到父親攔阻，但他為一圓心中夢想，堅持選擇自己的人生道路。

近代日本教育史上，札幌農學校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美籍基督徒克拉克博士擔任創校指導，將基督信仰及西方科學理念融入教育，培養學生恢弘視野及宏大志向。許多校友投向海外新世界，在當時出類拔萃，繼而對歷史產生莫大的影響力。

金子昌太郎後來自力更生完成學業，在同學三宅勉的家族農場工作賺取學費，1904年，終以第一名成績畢業，並在畢業典禮上代表畢業生致詞。1905年，他和針塚長太郎合著《新編桑及蠶》一書，在農學領域初次嶄露頭角。兩位農學士及後各有成就，針塚長太郎日後成為上田蠶絲專門學校校長。1906年，金子昌太郎進入德島縣三好農學校擔任教導，但一次配合校方推動某政策，因學生罷課風波受牽連，短短三個月即被迫離職。

17世紀以降，製糖業一直是台灣重要產業。日治時期的1901年，農業經濟學家新渡戶稻造（札幌農學校校友），應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之邀渡海來台。他提出糖業十年計畫藍圖《糖業改良意見書》，對台灣以糖業為中心之農業有劃時代的影響，因此日後被譽為「台灣糖業之父」。這份意見書促成1902年「臨時台灣糖務局」設立，新渡戶稻造出任局長，開始從事糖業改良及獎勵農作，隔年大目降（今台南新化）設甘蔗試作場。1905年又在此開辦糖業講習所，翌年兩者併為「大目降糖業試驗場」，為日治時期台灣糖業最早且最重要的研究培育機構。

金子昌太郎經新渡戶稻造三次面試後，雀屏中選來台。他獲賞識的關鍵在於畢業論文以農場勞動為主題，結合課程理論和農場實務經驗。當時台灣糖業的發展，正需要有苦幹實幹精神的新血輪加入。

1907年2月，金子昌太郎來台任職於大目降糖業試驗場，負責甘蔗栽培。1908年10月1日，台灣總督府稱「職務勵精，成績優秀，係頗為有用之人才」，擢升他任蔗苗養成所技師及農務係長；1921年，組織改隸於中央研究所，他遂轉任糖業科技師；1924年，他升任科長。一路走來，他始終兢兢業業，克盡厥職。

大目降糖業試驗場人才濟濟，各有專長，主要為札幌農學校的畢業生。吉田碩造綜理廠務、石田昌人研究昆蟲病理、山村悅造負責分析與試驗化學肥料、石田研專研製糖、三宅勉專研植物病蟲害，金子昌太郎則負責栽培試驗。金子昌太郎與三宅勉生肝膽相照，先後擔任糖業科科長，也都在台灣服務近三十年。時論金子昌太郎為「台灣糖業最大貢獻者」，三宅勉也有「學者專家之模範」美名。兩人都得上帝祝福，享耆壽逾九十。

1907至1927年，金子昌太郎埋首於甘蔗栽培與品種改良，可說是夙夜匪懈，席不暇暖。黎明即起，反覆投入試驗品種選定、蔗苗栽培、開花交配、採集種子、播種、栽培試驗、試驗分析、篩選、品種的穩定、製作苗木、普及生產等作業。這過程需要長時間投入，通常耗費數年才能有一個優良品種問世，再依品種編號命名，經試種後推廣到各地。當時日本學術研究基礎尚薄弱，但他好學不倦，常自掏腰包購買外文書籍研究。

糖業試驗場的工作備極辛苦，尤其夏季遇颱風來襲，全員總是日夜守護，生怕殃及甘蔗田。公共衛生條件不佳，有多位日人因疫病命喪異鄉。為消滅瘧蚊，眾人努力清潔環境，在建物設置紗窗做周密的防護，除草、清水溝、定期消毒、定期健康檢查，還把吃了瘧疾抗體的魚放回到水中。但百密難免仍有一疏，金子昌太郎曾數次因受感染而臥病在床，最後幸得安然度過，然而，他有四個孩子卻在台灣早逝，是他心裡永遠的傷痛。

1912年，金子昌太郎將甘蔗栽培試驗成果及國外考察所得寫成《甘蔗農學》一書，之後又陸續發表〈抗風雨抵抗力強的甘蔗品種〉、〈台灣產甘蔗實生新品種〉、〈平年表現成績優良的甘蔗品種〉、〈蔗苗的豫措法〉、〈大目降糖業試驗場之成績〉及〈甘蔗的品種改良〉等文章。1916年，《甘蔗農學》增訂第二版出版，詳述大目降糖業試驗場甘蔗品種改良與試驗田成果，堪稱研究台灣甘蔗栽培之權威著作。

1929年7月，金子昌太郎因病請辭，台灣總督府給予高度評價：「任職長達22年1個月，始終致力於台灣甘蔗農業設施之改良，尤其對甘蔗品種改良、蔗苗養成事業、實生育成及蔗農之指導獎勵等工作，恪勤精勵，功績顯著。」爾後，他轉任明治製糖會社顧問，並應聘擔任台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講師囑託，講授甘蔗農學。1937年6月，他離台返日，時論皆稱許他是個性真摯誠實、淡泊名利、學問踏實的甘蔗農學之權威，獻身台灣甘蔗農學研究長達30年，深刻影響台灣糖業發展和興盛，後來便有人尊稱他為「台灣甘蔗之父」。

金子昌太郎是充滿愛與關懷的基督徒，個性嚴肅低調、沉默寡言，助人不求回報。他關心地方公共事務，樂於提攜本地人。地方文史工作者揭露，1915年元旦新化長老教會重新設教，7月爆發武裝抗日的噍吧哖事件，金子昌太郎與團隊曾出面協調，減少新化地區受到波及。

當時日本政府以武力鎮壓抗日分子，原本可能殃及新化地區。大目降區長鍾天德及梁道醫師央請金子昌太郎出面向軍方求情，力陳糖業試驗場需要龐大的人力資源，新化不可無壯丁。後來日方改以菜寮溪為界，使新化地區逃過浩劫。隔年，地方仕紳集資建造大目降區役場兼公會堂二樓建築，以表輸誠。新化長老教會設教當時，鍾天德還承諾，願意捐地蓋禮拜堂。遲至1922年，新化教會長老李照耀捐地蓋教堂時，未信主的蘇有志後人蘇潭、鍾天德、梁道及吳批等仕紳合捐超過十分之一的建築經費。

1927年，因新化街街區道路拓寬，時任街長的梁道甘冒不韙遷移位居樞紐的朝天宮。後來重修的碑記上，居然有金子昌太郎捐款20元紀錄，相當於當時公學校台籍老師的月俸。當時日本官方對台灣民間信仰的態度反覆，因此他的捐款尤顯罕見。

金子昌太郎的門生傅祥露是平埔族人，乃糖業試驗場首位台籍員工。傅祥露公學校肄業，先是就讀糖業講習所，兩年後擔任試驗場雇員，之後跟隨金子昌太郎，成為其得力的輔佐人員，及後更升任試驗場助手，是台灣人在試驗所工作的最高職位。金子昌太郎愛屋及烏，傅家的喜慶紀錄簿上，得見他數筆餽贈禮金。傅祥露除了是新化教會1915年四位設教者之一，1950年代倍加運動推行時，他也曾帶領族親回到本家的基業上設立口埤長老教會。

金子昌太郎也是劉主容一生最難忘的恩人。年方17歲的劉主容在糖業試驗場內的販賣部當工友，金子昌太郎賞識他的認真上進，拿出一大筆錢無息無借據讓他開柑仔店，再按月償還本金。劉主容後來獲選為新化教會執事，成家後，金子昌太郎體諒他負擔增加，主動減少每月償還金，隨著孩子一個個到來，償還金又逐次遞減。1937年，金子昌太郎返日時，告訴劉主容借款已還清了，也未留下地址給他。戰後，有回試驗所朱姓代所長前往日本出差，劉主容請他代為傳信，表達欲回報此厚恩。朱代所長見到金子昌太郎生活清苦，卻婉拒劉主容的好意，並叮囑朱代所長務必不透露他的住處。

劉主容後來成為黑松汽水南部主要經銷商，據孫子回顧，阿公把金子昌太郎的愛流傳在人間，曾經資助一位貧困的原住民醫學生，協助他完成學業。後來這位醫學生秉持初衷，在台東偏鄉服務族人，直到如今。

返回日本後，金子昌太郎寄居在同學中之条町的宅邸一隅，並租借一塊耕地，從事蔬菜園藝，遠離塵囂。他每日勤讀英文聖經、親近神，過著歸隱的平淡生活。

台灣方面，為表彰他對甘蔗農學的貢獻，1939年曾頒發台灣農會的表彰；1941年，他獲日本農會總裁授予勳章。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台灣糖業研究所所長透過三宅勉邀請他再次來台灣，但他以健康理由婉拒。

金子昌太郎年歲漸長，仍勉勵自己勤懇地活下去，不要像八十歲的人，於是著手整理畢生著作。八十二歲時，他以論文《台灣特別針對季風看天田地帶的甘蔗栽培試驗研究》，附上《甘蔗農學》，獲北海道大學頒授農學博士學位，肯定他在農學的非凡成就。時至今日，金子昌太郎仍是該校獲此博士學位最高齡者。

新渡戶稻造與內村鑑三是金子昌太郎一生敬仰、效法的典範。因緣際會來到台灣，是金子昌太郎人生的轉捩點，他一直很感念新渡戶稻造的知遇之恩。他懷抱著強烈的使命感，矢志跟隨恩師的腳蹤，把甘蔗農學當成一生懸命的志業。

而札幌農學校學長內村鑑三是日本無教會主義的創始人，一生愛好和平，反對形式上的繁文縟節，以聖經研習班進行師徒制教導，強調專心研讀聖經，具體實踐基督信仰，並融合日本武士道精神──責任、勇敢、忠誠、克己。金子昌太郎視他為屬靈的前輩，基督信仰也確實形塑他純良的心靈與高潔的人格，以及無畏無懼、堅持真理的生命態度。

「人類只要生存著，就必須永遠不停止地播種。」這是金子昌太郎自勵勵人的話。他說的「播種」，已超越農業技術。甘蔗的大量栽培主要依靠蔗苗繁殖，而金子昌太郎的突破正在於用種子進行有性繁殖、人工交配培育新品種。在試驗田，他孜孜矻矻埋首新品種育成，播下無數育種的希望。在人群中，他也以愛心、誠信與信仰培育後進，將情義與福音的種子播撒在人心。

1971年2月8日，一個寒冷、寂靜的冬日，在懸掛著恩師新渡戶稻造與內村鑑三照片、書架上陳列他們所有著作的房間，高齡九十四歲的金子昌太郎安詳地辭世，完成了他在這個世界的使命，榮返天家。

註：
1.本文原作者鄭淑蓮已蒙召，康文榮接續完成。
2.內容參考金子昌太郎長子金子昌治1981年年12月31日所寫〈播種者—金子昌太郎〉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