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後文盲時代讀懂聖經的能力
「每天讀聖經」是否真的是基督徒屬靈操練不可捨棄的核心？
(2024年04月25日)
本新聞提供者: Christianity Today
基督徒是有閱讀習慣的讀者。我們是「讀書人」。我們擁有翻譯成我們母語的個人聖經，並且每天讀經。想像一下「靈修時間」的畫面：你會看到一張桌子，一杯咖啡和一本翻開的聖經，書頁上有書籤、畫上的重點和註解。對基督徒而言，每天讀經是信仰生活的最低標準。我們之中一些人可能會想，什麼樣的基督徒達不到這麼低的標準呢？

許多基督徒能與上面描繪的畫面有深刻的共鳴。這當然也是我的成長經驗。作為人類歷史上的這個時期——20世紀美國福音派教會的縮影，這幅畫面是正確的。但是，作為「追隨基督」的永恆願景，這幅畫面卻有不足之處，而且這種不足之處會嚴重影響我們在「後文字文化（postliterate culture）」中培養門徒的能力，在後文字文化時代，多數人仍懂得基本的閱讀技巧，但絕大多數人會花更多時間消費視聽媒體。

（編按：根據維基百科，後文字社會（Postliterate society），亦譯作「後文學社會」，意指當一個社會發展至多媒體技術的應用已普及至無需文字（Literacy）繼續存在的虛講社會理論。在這個虛構的環境裡，讀寫也變得不再重要，文字不再需要存在。）

透過回顧過去，我們可以理解這種「以識字為核心」的基督教觀念在未來將如何使培養門徒的努力失敗。在基督教歷史大部分的時間裡，多數基督徒都是文盲。每天讀聖經並不是一種選擇，因為閱讀並不是種選擇。

這並不意味著聖經與普通基督徒的生活無關。但神聖的書頁主要不是個人虔誠與否的私事，而是上帝的子民聚集敬拜時一同聆聽的公事。聖經是教會之書，是宗教儀式之書，是基督肢體高聲讚美的自然棲息地。若要聆聽上帝的話語，就必須加入上帝的子民。聖經朗讀者為著所有人的益處大聲朗讀聖經。

在這種情況下，要求人每天讀聖經的命令就像在現代要求基督徒天天給自己的私人飛機加油的建議一樣。回顧教會歷史，我們學到的教訓就是，我們認為跟隨基督時「理所當然要做的事」對所有基督徒來說，可能並非永遠正確，也並非適用所有地方。在我們所處的時代和地點，適合（甚至必要）的東西可能並不適用於其他人。門徒訓練的實踐可能比我們通常意識到的更依賴科技和更廣泛的社會實踐。

例如，想一想印刷術、公共國民教育和大量的文盲會眾對教會的影響。關於教會領袖故意讓會眾成為聖經文盲的黑暗時代的說法往往失之偏頗，因為沒有廉價的書籍就不可能有會閱讀的大眾，而沒有印刷術就不可能有廉價的書籍。閱讀的習慣和目的發生在一種社會、一種文化、一種極其複雜的道德和科技環境中。對我們而言有必要性的聖經閱讀，在另一個時空地點則不是必要的——甚至是魯莽或根本不可能達到的。

此外，根據聖經本身的內容，基督徒的生活本質上並不是一種閱讀生活，這一點十分明確。聖經每一卷書都是在上帝大多數子民不識字的時候寫成的。有鑑於此，我們對「個人讀經時光」的強調似乎更是種現代創新的操練，不僅有別於基督教歷史上大部分時間的門訓方式，也有別於聖經歷史。

因此，識字能力不能等同於忠實的門徒訓練，這是必須設立的前提。問題是，當大眾皆有識字能力確實是我們所處社會的現實，「識字能力」對我們而言究竟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在許多基督教傳統中，教會在過去幾個世紀的答案一直是「盡快、盡可能頻繁地」將聖經交到人們手中，並鼓勵將讀經作為與基督同行的日常活動的核心內容。今天的基督徒之所以成為「有閱讀習慣的一群人」是因著幾十代以來信仰上的先祖們具有的非凡遠見並付出無盡的辛勞。

對我們這些受益者來說，唯一恰當的回應就是感激之心。我常聽朋友開玩笑地說，他們是在「劍操」和「聖經超級盃」中長大的。有些人說，他們仍能列出從所羅門直到以色列流亡時期所有君王的名字。這些笑話總是帶著感謝和一絲懷舊之情。30年前，他們可能會對這些汗水翻白眼，但現在，當他們有了自己的孩子，回想起在教會度過的童年，他們會恍然大悟，發現教會已失去多少像那樣的傳統。

但下ㄧ個問題是：我們還失去了什麼？這是個長期存在的問題，但最近這個問題變得尖銳起來——也就是關於下一代的讀寫能力，人能們流暢地閱讀特定文本的能力。今年二月，亞當·科茨科（Adam Kotsko）在《Slate》雜誌上撰文，對大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敲響警鐘。3月，在Substack網站上，Jean Twenge分享了支持科茨科所擔憂之事的實證研究。

這些統計數據令人沮喪。例如，在2021年和2022年，每5名高三學生中就有2人表示在過去一年中沒有讀過一本書。與1976年相比，這一數字大約是1976年的四倍。其他研究也表明，美國成年人，尤其是男性，也有類似的情況。

每ㄧ年，我都要為教授數百名不同班級和專業的大學生，這些統計數據與我的親身經歷不謀而合。我的學生大多是無特定宗派的福音派基督徒，就讀於德州西部一間私立基督教文科大學。我喜歡找他們做匿名調查，只問一個問題：你從開頭到結尾完整讀過多少本書？我唯一的限制條件是，這本書不能是老師指定的，而且必須超過八年級的閱讀程度（例如，比哈利波特更難）。多數學生的總閱讀量低於5本書。許多人只讀過2、1或0本書。

長篇閱讀能力下降的原因肯定有很多。和其他人一樣，我傾向於將大部分原因歸咎於電視、串流媒體、智慧型手機和社群媒體。但無論原因為何，這就是我們所面對的現實。

美國不再是由需要持續性地、理性閱讀的書籍和其他書面作品的讀者所組成的社會（如果美國曾經是的話）。用尼爾·波茲曼（Neil Postman）的話來說，基督新教所孕育出的「印刷術文化」已不復存在。教會內如此，教會外也是如此。

因此，實際的問題不在於這是否是我們所面對的世界，而在於我們應如何應對。當我們所知的「大眾識字能力」不再時，我們應如何與聖經互動？

在近期一本書中，傑西卡·威爾遜（Jessica Hooten Wilson）寫道：

面對螢幕的誘惑，我們必須回歸對書籍的熱愛，以聖經開始，以聖經結束，但也包括其他書籍，這些書籍為我們啟迪經文中的真理，向我們展示如何在自己的時代和地點像耶穌一樣生活。閱讀必須成為基督徒每天的屬靈實踐。閱讀的生活可以抵消螢幕和數位科技所帶來的生活失調。

同樣地，艾倫·雅各布斯（Alan Jacobs）在最近一篇回應科茨科（Kotsko）和其他為人類失去識字能力而寫的輓歌的文章中寫道，「許多父母正在為沒有書的童年抗爭」。在福音派教會和典型基督教學校中，閱讀習慣仍被教導、示範，並以「成為基督徒、好鄰舍和公民的意義為」為閱讀時的核心。像這樣的操練首先出現在惠頓學院，現在也出現在貝勒大學的榮譽學院，雅各布斯看到閱讀習慣在這些學生身上留下的印記，他們是一種奇特的次文化的產物，而閱讀是這種次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身為一名讀者、教師和熱愛書籍的孩子的家長，我不敢苟同雅各布斯的結論，即「屈服並非不可避免。事實證明，反抗（不讀書的文化）終究有機會成功。」將孩子培養成讀者，教導他們熱愛閱讀是可能的。我對自己學生的目標也是如此：讓盡可能多的學生擺脫螢幕的誘惑，愛上閱讀。偶爾我也會成功。無論遇到什麼困難，都值得一搏！

然而——我擔心我們這些教育工作者和家長（還有牧師及長老）並沒有看到森林中的樹木。回想傑西卡·威爾森的說法：閱讀必須成為基督徒每天的屬靈操練。這是真的嗎？我們已經認識到，在特定條件下（沒有印刷術前），這句話不一定是對的。但假設我們考慮說這句話的人的文化處境和其良好的意圖，這句話依然是對的嗎？

不，我不這麼認為。惠頓、貝勒和典型的基督教學院的學生也是如此。他們為閱讀習慣做出的努力是崇高的戰鬥，但它們仍是一場失敗戰爭中的小小反抗——事實上，這場戰爭在全國範圍內已經失敗。總的來說，美國人無論老少都已不再有看書的習慣，而且每股趨勢線都指向其他錯誤方向。

事實上，請停頓思考一下我上一句話的結尾：「錯誤的方向」。這句話已暴露了我自己的階級和偏見。難道每個人都必須成為讀者——即，每天以閱讀書籍作為休閒娛樂？閱讀是擁有美好人生的基礎嗎？閱讀是基督徒生活的基礎嗎？

我不太確定。明確地說，我不能聲稱我對這些問題有絕對正確的答案。我有的是初步的想法，需要進一步探討，尤其需要教會和基督教教育工作者一同探索、深思。不過，我想在此分享我的一些想法。

首先，我們正處於一場地震般的技術變革之中，這場變革已經撼動基督徒腳下的土地。我們不應繼續假裝舊世界仍與我們同在。這種改變包括普通基督徒與聖經的關係的本質。

其次，基督徒存在於一個更大的社會環境中。如果日常門徒訓練的願景緊繫於科技和更廣泛的文化，而這些改變及影響又與一、兩個世紀前的基督徒大不相同，那麼我們應能預見門徒訓練的實踐也會不再相同。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在教義、靈修的必要性或愛上帝和鄰舍的責任上妥協，而是意味著我們的靈命操練和責任在不同的環境下會採取不同的形式——而我們必須仔細辨別，我們堅持我們多年來習慣的靈命操練形式是否真是因為它們對我們的信仰生活至關重要（例如禱告），還是僅僅因為我們懷舊、不願改變。

在大多數人沒有每天閱讀書籍的文化中，大多數基督徒可能也不會每天閱讀教會的書籍。除非我們相信私人、個人讀聖經的時光是如此基礎、如此不容退讓，以至於我們的教會應投入大量資源，使讀經成為每個普通信徒生活中的一種「反文化而行」的信仰實踐。

像這樣的教會不僅會建立和支持基督教學校，它們也會致力於在整個數位科技生態系統面前始終如一地反文化：敬拜中沒有螢幕；講道中不使用AI；主日沒有線上直播；教會內不使用智慧型手機；教會沒有社群媒體；聖經課上不使用聖經app，只有從家裡帶來的實體聖經。這樣的教會對其本質受到的威脅有清醒的認識，不會被蒙蔽。他們不會做出打臉自己的行為。

我對這種做法持開放態度。但在我看來，除非我們願意以這麼激烈的方式對抗，否則現代西方教會應該接受這樣的事實：我們生活在一個後文盲的世界裡，因此必須學會向後文盲時代的人傳道。具體地說，這意味著接受多數教會成員不是（也永遠不會）成為好讀者的事實，而這並不是個嚴重的問題——這並不會使他們比其他基督徒遜色，也不會妨礙他們在信仰生活和事奉神方面的成熟。

接受後文盲世界的結果將是對基督徒生活願景的改變。這會讓我們既仰望過去、也仰望現代的禮拜傳統（從「前現代文盲時代」傳至今日的崇拜模式）。我們這些以個人讀經操練為基礎的群體可以從他們身上學到很多。

我們的會眾不會停止以上帝的話語為中心。但我們以祂話語為中心的方式會與過去不同。也許我們需要在聚會中進行更多——比之前多很多——的口語經文朗讀，甚至是背誦和表演。也許我們需要在講道中花更長時間、更詳細地闡述經文。也許我們需要重新想像「讀懂聖經的能力」的意思：也許這不再意味著能閱讀、能重複不斷讀個人聖經的習慣，而是能以聖經裡的故事、人物和事件為基礎的「思想能力、想像力和表達方式」。

也或許以上的可能性都不正確。正如我所說，這些想法只是初步的。我對其他想法持開放態度，我們所有人都應該如此。但我們確實需要另一種視野。基督徒在歷史上並不總是有閱讀習慣的讀者，在可預見的未來，大多數基督徒似乎也不再會是有閱讀習慣/能力的讀者。在這個嶄新而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如何辨識一種持久的「忠心於神」的形式，是我們面臨的迫切挑戰之一。

布拉德·伊斯特（Brad East）是艾伯林基督教大學的神學副教授。他著有《教會：神的子民指南》、和《給未來聖徒的信：給靈裡飢渴者的信仰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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