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沒有變成納粹」的基督徒教會我的事

對基督的忠誠，使教會能抵禦任何可能侵入教會群體的意識形態。

1933年，新教主教穆勒 (Ludwig Müller) 在維滕貝格市政廳外行納粹禮。

兩年前，一群福音派人士曾起草了一份《福音派信仰告白》，來回應困擾美國教會的「社會衝突與政治分裂」——尤其在又一個充滿爭議的總統大選季期間。

然而，鮮為人知的是，這份信仰告白明顯以另一份宣言為藍本：1934年的《巴門宣言》。我的辦公室至今仍掛著一份裱匡的《巴門宣言》。這份宣言是在納粹時代的德國，由一群反對國家「以間接方式干預教會事工和生活」的基督徒所撰寫。

自此，《巴門宣言》便成為抵抗其他各種馴化福音並損害教會見證的意識形態及政治體制的典範。它不僅啟發了為反對南非種族隔離制度而寫的《貝爾哈信仰告白》(Belhar Confession)，也啟發了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國際東正教針對俄羅斯正教會的民族主義觀點的反對聲。

因著《巴門宣言》所留下的信仰遺產，如今為了回應文化變遷而發表公開聲明，已成了現代福音派基督徒的本能之一。我們可以從《巴門宣言》中學到什麼？它又向今日的基督教會提出了哪些重要的提醒？我們可以思考的面向很多，而以下是五個歷久彌新的功課。

1. 我們的「神學」總會對現實世界產生實質影響。

1930年代的德國，有一群被稱為「德國基督徒」(German Christians) 的人，早在希特勒崛起前，就已開始同理國家社會主義 (納粹主義) 的政治目標，因為他們同樣認同種族/民族主義以及反猶太主義。他們希望將德國不同的基督教宗派統合在一位主教之下，建立一個統一的「國民教會」(Volkskirche)，也就是一個與納粹政府共情，支持希特勒所建立之帝國的「日耳曼意識形態的教會」。

這些「德國基督徒」相信，上帝的旨意顯明在耶穌基督與聖經之中，但同時也堅持人們可以透過「自然神學」(即透過自然界與歷史事件) 來辨識上帝的旨意。他們因此總結，不同種族與民族的存在是上帝的設計，且各個群體應該維持彼此區隔的狀態 (德國政府於1935年正式立法禁止雅利安人與非雅利安人，尤其是猶太人通婚)。因此，對「德國基督徒」而言，自然神學就是一種關於「國族/民族」(Volk) 的神學——也就是一種將文化、血液 (種族優越論) 及土地 (國土/國家) 神祕地融合在一起的觀念。

此外，「德國基督徒」相信，上帝也會藉著歷史上一個又一個特定的轉折點來彰顯自己 (人們可以從這些事件中辨識上帝的作為)。在這些歷史事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國家社會主義與希特勒的崛起。「德國基督徒」從屬靈的角度來理解這些事件，視它們為上帝在歷史中施行護理來「拯救德國」的直接作為。

相較之下，另一群自稱為「認信教會」(Confessing Church) 的基督徒，則試圖反對「德國基督徒」的教導與治理。1934年5月，139位深感憂慮的代表聚集在巴門市，召開了後來成為認信教會最著名的一次教會會議，其中一個原因便是這次會議所產生的《巴門宣言》。

路德宗神學家阿摩森 (Hans Asmussen)、布雷特 (Thomas Breit)，以及改革宗神學家卡爾·巴特 (Karl Barth) 受任撰寫這份宣言，其中巴特為最主要的撰稿人。這份信仰宣告共有六條命題，其中最廣為人知的是第一條，內容如下：

聖經向我們作見證的耶穌基督，是我們唯一必須聽從、並且在生與死之中都當信靠及順服的上帝之道。

我們拒絕這種錯誤教導：除了這唯一的上帝之道以外，教會還可以承認其他事件、權勢、人物或道理作為上帝的啟示。

《巴門宣言》從其第一條起，便明確拒絕以自然神學作為前提，而這樣的拒絕正是它之所以留下深遠影響的關鍵。在一個扭曲的神學導致災難性後果的時代，《巴門宣言》努力帶領教會回到「聖經向我們作見證的耶穌基督」面前。

2. 教會的信仰宣告必須唯獨以耶穌基督為中心。

許多國家社會主義者 (納粹) 都能毫不避諱地談論上帝，但他們所談論的是一個抽象的絕對存在。他們最常以強調上帝的全能特質來稱呼祂為「全能者」(the Almighty，這也是希特勒最喜歡稱呼上帝的方式)。其他人如納粹德國宣傳部長戈培爾 (Joseph Goebbels)，則會熱情地談論「神聖者」(the Divine) 或「上帝的護理」 (Providence)。

但這些都是抽象、模糊的詞彙。正如二戰期間一位牧師所觀察到的：在德國，「上帝」這個詞已然「變成一個空洞的詞，任何概念都可以裝在這個詞裡面」。

相較之下，認信教會的成員 (如潘霍華與巴特) 對國家社會主義所作的每一次抵抗，都根基於聖經所見證的、上帝在耶穌基督裡那獨一且至高的啟示。

這些基督徒敏銳地察覺到，無論國家社會主義的領袖使用多少傳統基督教語言，它本質上都是一種與基督教競爭人心的「宗教」，所敬拜的是另一位「神 (偶像)」——無論是種族優越這種神祕理想的神 (偶像)、國家本身作為一種神 (偶像)，抑或是某種籠統抽象、神聖的「全能者」。

此外，在德國，那些最傾向接受以「自然與歷史」為根基的自然神學、進而淡化上帝在基督裡的特殊啟示，甚至有時否認耶穌與以色列及猶太教之間的關係的神學家，正是那些最深陷於與國家社會主義 (納粹) 妥協的人。

唯有一種以上帝的福音為核心的特殊神學、一種「十字架的神學」，才能真正抵禦這種偶像崇拜所展現的全部力量。

3. 對基督的獨一信仰告白，能保護基督徒免於被意識形態與政治勢力擄獲。

身為基督徒，我們永遠不能把最終的盼望放在地上的政治領袖或政治運動上面，無論他們看似能帶來多少盼望、多麼強大，也無論我們認為自己正面對多大的威脅。 (當時許多德國人之所以忽視國家社會主義及法西斯主義的問題，是因為他們對共產主義及1917年的俄國革命無比恐懼。)

在正確的理解之下，《巴門宣言》為抵抗國家或政府提出的任何要求人民「絕對忠誠」的主張，提供了神學與政治上的基礎。它也如同一劑預防針，使教會能抵禦任何可能侵入教會群體的意識形態，無論這種意識形態來自左派還是右派。

對基督徒而言，我們只有一位主，我們終極盼望與效忠的對象也只有一位。正如《巴門宣言》第二條所宣告的，耶穌基督擁有「我們整個生命」的主權；基督徒應當拒絕「我們生命中可以存在某些領域不屬於耶穌基督，而是屬於其他主宰」這種錯誤的教導。

因此，教會與國家社會主義政權之間發生不可調和的衝突，便是無可避免的。正如納粹法官弗賴斯勒 (Roland Freisler) 在審判毛奇伯爵 (Helmuth James Graf von Moltke) 的死刑案件中所說：「伯爵閣下，我們國家社會主義者與基督徒之間只有一個共同點，並且僅此一個：我們都要求一個人全然地委身。」

4. 脫離信仰宣告群體的神學宣言，是不夠的。

那些認同《巴門宣言》的人，不僅視它為一份具有約束力的信仰宣言，也在群體中活出與這份信仰宣言相稱的生活。這些委身的基督徒努力持守對上帝獨一真道的忠心，服事教會與弱勢群體。雖然他們人數不多，卻有意識地活出一種見證的生命，並承擔與這見證相應的苦難。

德國大多數新教教會都沒有政治抵抗的傳統，而德國多數基督徒也認為這樣的事根本難以想像。然而，「認信教會」的基督徒逐漸明白，跟隨基督有時也意味著必須表達異議、拒絕順從。潘霍華或許是這些人裡面最知名的一位，但像他一樣不認同政府作為的異議者其實還有很多。

儘管認信教會有其不足之處，它仍然是德國境內唯一抵抗納粹政權的群體。德國當時的其他各個領域——工業、金融業、藝術界、大學——都屈服於國家的控制之下。而認信教會的領袖們也為自己的信念付上沉重的代價。有些人被送進集中營裡，有些人遭到監禁或處決。

《巴門宣言》之所以震撼人心，是因為它不只是一份文字上的宣言，更在於它呼召基督徒全人委身於一條代價高昂的生命道路。

5. 我們不應浪漫化《巴門宣言》，而應努力在當前時代活出它的精神。

人們很容易浪漫化《巴門宣言》，但有幾個理由提醒我們不應如此。

即使是那些強烈反對政府干預教會自治權的牧師，德國大多數的牧師——包括許多「認信教會」的成員——也未必反對國家社會主義運動本身。他們大多仍忠於自己國家的政府，絕不希望自己顯得不愛國或搞派系主義。

事實上，二戰爆發後，多數人都願意透過加入德國軍隊服役來表明自己的忠誠。而儘管有少數反例，但當對猶太人及其他群體的迫害日益加劇，而且已經到了人盡皆知的程度時，多數人仍然保持沉默。

此外，我們也應當記住，若將今日的西方民主國家與1930、40年代的納粹德國作膚淺的類比，不僅毫無幫助，而且往往會扭曲事實。雖然美國有些基督徒認為自己正處於受迫害的狀態，但這完全無法與1935年起至整個二次大戰期間，在德國日益加劇且系統化的教會壓迫相提並論。

然而，我們能直接從《巴門宣言》借鏡的是：教會的終極使命，從來就不是為了自身的存留而與政治權力靠攏。相反地，教會應當將自己的守護交託給主；因為我們真實且公義的力量在祂裡面。

忠於福音，而非追求政治上的「有效性」，才是上帝託付給教會的使命。當我們顛倒這兩者的優先次序，或以後者取代前者時，就會產生真正的危險。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二十年後，巴特在《基督徒群體與公民群體》(The Christian Community and the Civil Community) 一文中，曾先知性地指出：「一個教會若以政治手段爭取自身目標，即使取得某種程度的成功，通常也會招致人們內心的鄙視；而這樣的鄙視是完全應得的。」

說到底，德國那些最堅決抵抗國家邪惡的基督徒，諷刺地恰恰是那些最不把「保全教會」當作首要之務的人。他們最關心的事，只是持守對福音的忠誠——而這份忠誠最終化為實際的政治抵抗行動，且往往是由那些鮮為人知、經常被世人遺忘的基督徒所作出的。

培勒斯 (Friedrich Justus Perels) 是德國一名基督徒律師，並深度參與認信教會的工作。他以非凡清晰的信念，致力於營救政治犯、幫助集中營囚犯的家屬，以及幫助德國境內的猶太人。由於這些行動，他於1944年10月遭到逮捕。

培勒斯於1945年2月2日被判處死刑。在柏林的審判過程中，主持審判的法官弗賴斯勒對著他咆哮：「戰爭結束後，教會將被徹底抹除！」

但培勒斯平靜地回答：「教會將一直存留下去。」

這就是他的信仰宣告：他的盼望不在教會本身，而在上帝；祂已藉著祂的兒子應許，就連陰間的權勢也不能勝過祂的教會。

Kimlyn J. Bender是貝勒大學喬治・W.・特魯特神學院 (George W. Truett Theological Seminary, Baylor University) 基督教神學與倫理學教授。他的著作包括《為教會閱讀卡爾·巴特》 (Reading Karl Barth for the Church) 及《哥林多前書》 (1 Corinthians)，後者收錄於《布拉索斯神學註釋系列》 (Brazos Theological Commentary se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