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人心不是傳道人的工作

通常這種情況的發生都是因為我的孩子。可能他們做了個惡夢。他們想吃東西。他們忘了告訴我一個在學校聽到的笑話。或一些特別緊急的事。但今晚不是。今晚的情況更糟。喚醒我的不是我的孩子們，而是我對我和丈夫艾克共同帶領的教會發生的衝突感到焦慮。一個我們所愛及親近的人，一個了解我們家和我們孩子的人、一個和我們一起傳福音的人——不喜歡我們做的一個決定。他們很不高興，威脅要離開我們教會。

在我的服事生涯中，我偶爾也會經歷因衝突而導致的不眠之夜，但和許多牧師一樣，在過去的兩年裡，這種情況明顯增加。2020年，當教會領袖們面對疫情、全國範圍內的種族緊張局勢和兩極分化的總統選舉三重打擊時，我們教會內部的氣氛也隨之發生變化。我們教會的氛圍被嚴重的黨派主義污染/分裂，這意味著牧師們的每一個決定、每一次發言、每一次佈道和每一次在社交媒體上的發文都會被人透過政治濾鏡檢視。

由於誤解的風險如此之高，我和先生花了很多時間和精力解釋自己。我們透過教導會眾那些指引我們做出決定的聖經經文，以及對我們曾尋求的專業人士及知識管道向教會保持透明。我們知道，透過這些方式建立會眾對我們的信任是必要的——通常也確實管用——但這些方式也給了我們一個慘痛的教訓。

在過去兩年裡，我們學到的是，無論你用什麼樣的經文註釋，無論你訴諸什麼樣的神學支持，無論數據、專家或你自己的誠信記錄如何，你都無法說服人們相信他們不願意相信的事。

在《神經的失敗》一書中，作家兼家庭治療師弗里德曼這樣描述我們對他人有限的影響力：「我們這個時代的巨大誤解是，以為見解/洞察力能對『無心改變的人』起作用」。

儘管我們希望情況並非如此，但資訊的影響力遠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大。把「事實」下載到別人的大腦中並不能神奇地改變他們的想法——而我也必須首先承認，這個事實並沒有阻止我繼續嘗試以資訊糾正人。每當教會或某個會友的個人生活「需要被糾正」(對我而言) 時，我就會用各種論點試圖說服他們。幾秒鐘內，我就能想出上百種不同的論點來說服他們相信真理，我認為「只要我能坐下來向他們解釋」，就會有用。

但上帝告訴我，我不僅僅是在試圖引導他們，我實際上是在試圖控制他們。我依靠的是知識、資訊和上帝話語的真理，好似使用控制馬的韁繩那樣，瞬間將他人引向我希望他們去的方向。

但時間和經驗告訴我，我嚴重高估了自己的說服力。耶穌在結束祂的一些最艱深的教誨時說：「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太11:15)。這句話的意思是，有些人不會聽。他們聽不懂——不是因為他們聽不懂，而是因為他們不願意聽。無論是多令人信服的證據，無論是多麼縝密的邏輯，都無法打動他們。如果他們不想被打動，就不會被打動。

研究證實了這一點。當我們利用資訊來改變別人的觀點時，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會產生相反的結果。逆火效應 (backfire effect ) 是心理學的一個術語，用來描述當人們接收到與自己信念相悖的信息時所產生的「加倍相信自己原來相信的事」的效應。

有些人不會客觀地看待證據並相應地調整自己的信念，並且會更堅信自己的錯誤信念。有些進一步的研究表明，當信念與身分認同連結在一起時，這種現象尤其容易發生。當新的資訊讓人感覺自己的身分/族群或生活方式受到威脅時，人們就會更積極地拒絕它。

我們很感恩，在過去幾年的事工中，艾克和我學會了分辨哪些人容易接受資訊，哪些人不容易接受資訊。對我們的動機做出不懷好意的預設，或對我們做出的決定缺乏真誠的好奇心、不願嘗試理解我們，都是我們的解釋將付諸東流的可靠徵兆。

然而，即使我能辨別出哪些人缺乏真正的接受能力，這也不總是能抑制我對影響力的幻想。與所有經驗相反，我仍然根深蒂固地相信自己有能力說服別人。我可以花上好幾天的時間，用我確信無法反駁的所有事實和觀點來反芻完美的論點。但如果我在現實生活中這樣做——更像個律師而不是更像個牧師那樣去說服別人——就會適得其反，效果非常地糟糕。事實也是如此。就像所有形式的控制一樣，這種努力行不通，反而只會助長我的焦慮，讓我與那些人的關係變得緊張。

認識到自己正與控制欲鬥爭在兩個具體方面給了我很大的幫助。首先，「當你能正確的理解自己的問題，你就能馴服它」這句話很好地概括了這一點。我的頸部、背部和下巴緊張、不斷膨脹的焦慮想法，以及隨之而來的失眠——這些都是我試圖控制那些「上帝沒有給我控制權的事物」的信號。說出自己正面對「控制欲」的誘惑，能幫助我重新建構真實的情況：我並非試圖牧養我的羊群，我在試圖控制他們。

其次，這種對控制的認識加強了我理解傾聽的重要性，因為傾聽是教牧事工的關鍵。我們的文化變得越來越兩極化，部分原因是我們正在經歷社會全面性的逆火效應。當我們試圖用論點或勸說來控制對方時，往往會把意見不同的人推得更遠。在這樣吵雜的環境中，操練「快快地聽，慢慢地說」不僅忠於聖經 (雅各書1:19)，也是宣教的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