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新研究:政治促使堂會轉型
惟改變未成趨勢
(2023年11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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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新聞提供者: Christian Times 時代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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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論壇訊】近年的社會及政治環境急速改變,陸續有堂會思考改變運作模式以應對未來前景。香港教會更新運動(下稱教新)日前發佈研究結果,指出政治環境改變及對宗教自由的擔憂,是促使堂會考慮改變運作模式的主因,然而目前並未有足夠證據支持堂會改變運作模式將成為趨勢。
教新曾進行「2021逆境中香港教會跟進研究」,當中問及受訪堂會,因應當時社會或政治氣氛,會否考慮改變堂會現行的運作模式;結果顯示,逾三份一堂會曾作出考慮,反映香港教會的形態發展開始有所改變。為了解改變的內容及前因,教新開展是次「2023香港教會形態發展趨勢研究」。
教新是次研究主要處理三個問題:一、「考慮改變堂會現行運作模式」會否成為趨勢?二、堂會如何理解何謂「改變運作模式」,以及具體改變了甚麼?三、有何因素導致堂會產生改變念頭?
堂會考慮改變未成趨勢
為解答第一條問題,教新於2022年底,向曾參與上述2021年研究的527間堂會,再度發出問卷。量性問卷結果顯示,在2021至2022年間,「已有計劃」改變運作模式的堂會數量由5.6%增至11.7%,其中更有8.8%堂會已執行改變計劃;然而「正在考慮」及「不會計劃」改變運作模式的堂會數量,卻分別由33.2%跌至24.7%,以及由13.3%升至16.2%。故此,未有足夠證據支持「堂會考慮改變現行運作模式」成為趨勢。教新研究主任劉梓濠補充,進行問卷調查時並未定義何謂「改變堂會運作模式」,由堂會自行定義。2023年中,教新邀請三間已計劃改變的堂會,以及三間未改變的堂會進行質性訪談,以解答第二、三條問題。
對於「改變運作模式」的理解,訪談結果顯示,大部份受訪堂會將之理解為:把聚會改成在彈性地點或分散式進行,如在信徒居所、網上、餐廳聚會。此外,一些將自己界定為已改變的堂會,更會把深化信徒培訓及社區服侍,視為運作模式的改變。
訪談結果反映,會眾參與程度對堂會能否改變有重要影響;信徒培訓及社區服侍能為會眾提供裝備及分享使命的機會,降低會聚參與的門檻,從而促成聚會形式改變。
政治因素為促使堂會改變主因
綜合研究結果,積極計劃改變運作的堂會,在過去曾較多關注雨傘運動,講道中亦更多提及信徒有可能因信仰受逼迫;大部份受訪堂會亦提及對《港區國安法》的執行及其他宗教限制有所顧慮。
研究亦引用了Timothy Keller在其著作Centre Church中提出的「運動型堂會」及「體制型堂會」的分別,指出計劃改變的堂會與「運動型堂會」較相似,較少強調過往做法和經驗,更靈活迅速回應需要;未能改變的堂會則與「體制型堂會」較相似,由規則、程序主導,注重緩慢穩定而非快速轉變。
訪談結果顯示,已改變的堂會中,有較多會眾服從或擁抱共同異象,如有會眾反對改變,他們亦傾向連結能連結的人,也較不認同堂會像合一的整體。而未能改變的堂會則反映,其會眾未看見或不同意有改變的需要,而且崇拜人數並無減少太多,缺乏危機感作出改變。
王家輝:堂會傾向安於現狀
在回應環節,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總幹事王家輝牧師指出,除了外在的社會狀況,教會處於怎樣的發展階段亦影響改變的意欲,如剛建立的教會因仍處於變動之中,便可有更多嘗試;但如教會已經發展成熟,每件事都有程序,自然就難以改變。他提到,堂會有「見步行步」的心態,在疫情當中雖作出很多改變,但大多都是臨時措施,「一旦疫情結束,大家就覺得不如也不要再做這麼多」。
王家輝說,若非到了「生死攸關」的地步,堂會均會傾向安於現狀,因改變帶來不確定,會令人不安。他續說,教牧同工的個性也是堂會會否改變的關鍵,「尤其是做得堂主任的,那些長輩當然覺得你很穩妥……所以你這麼穩妥,你當然就不想有大的改變。」
金巴崙長老會沙田堂蕭楚剛牧師回顧建立「微教會網絡」的歷程,表示在二〇一四年與其教會領袖參加一場城市轉化會議,令他們轉化教會觀,認識到堂會的焦點最重要是對外、影響世界,而非只關注自己堂會的營運,並由此意識到建立職場、家庭牧者的需要。及後他與堂會領袖透過祈禱尋求異象、尋索教會的本質,希望讓教會成為真實的教會,並在二〇一七年開始著手建立「微教會網絡」。直到疫情期間,因堂會聚會受限,便開始有不同地方的信徒領袖開放地方,繼續舉行聚會;蕭楚剛隨後按立這些領袖為「家主」,支持他們在疫情結束後繼續維持家聚。
蕭楚剛指,其堂會之所以較易轉變,除了因比較像Timothy Keller所描述的運動型堂會,更因會眾有危機感「不是(來自)人數……(而)是教會的身份。由二〇一四年開始,我們都在問這個問題:教會是誰?……(我們)教會是否做到教會應該要做的那個身份?」
研究發佈會於十月廿六日上午於城市福音教會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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