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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聯手，全球協力——中文聖經翻譯歷史上的國際合作
教會曆史學者追敘當初西方宣教士和華人基督徒學者如何協力合作翻譯聖經，最終以在多元中合一的精神達至《和合本》的完成。
(2023年11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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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新聞提供者: Christianity Today 【完整新聞及原始連結】
有位作者說過，《和合本》聖經在很多基督徒的心目中，「是唯一的中文聖經，大家都叫它『中文聖經』，而不用《和合本》這名稱」。另一位則稱讚《和合本》「集合了一百年來譯經的精華」，是「無數中西學者的心血結晶，其中許多字詞是由馬禮遜的翻譯而來的……」。近年雖然出現了多個不同的高質素中文譯本，《和合本》也進行過大小修訂，但新教中文聖經翻譯的早年歷史，的確清楚見證著這個「中西聯手，全球協力」的特點，奠定了日後不同中譯本的基礎。

《巴設譯本》與第一代翻譯本
當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在1807年抵達廣州時，中國仍在實施「一口通商」制度，羊城是洋商唯一可以使用的港口，對外國人在經商期間於中國的活動也有諸多限制。在馬禮遜邊學習邊翻譯的日子中，經由他和他在倫敦的中文老師容三德所抄錄的《大英博物館抄本》，是他最重要的學習和參考資料。這個新約聖經中譯本的抄本，後來被證實為巴黎外方傳教會法國傳教士巴設（Jean Bassett，又譯白日昇）與中國信徒徐若翰早年在四川翻譯的。由於巴設在1707年去世，所以只翻譯到《希伯來書》第1章便停下來，未能完成整部新約。

這份抄本大大影響了馬禮遜的翻譯，一大原因是，當時在印度東北部的丹麥管治港口塞蘭坡（Serampore），也有另一班新教徒在嘗試以中文翻譯聖經，這造成雙方競爭的局面。

塞蘭坡的宣教中心由浸信會傳教士威廉克里（William Carey）創辦，在印度當地有很大貢獻。除宣教之外，他們還負擔起扶貧、教育，和把聖經翻譯成多種印度語言及印刷聖經的工作。在偶然的情況下，他們認識了一位懂中文的亞美尼亞人拉撒（Joannes Lassar，原名Hovhannes Ghazarian），於是擴展出中文聖經翻譯的事工。拉撒也算是「一口通商」制度下產生的人物：他父親是商人，早期帶同家人到中國經商。但由於當時廣州十三行只容許洋商以及與商務有關的人員居留（例如翻譯員，這也是馬禮遜為了留在中國而需兼任的職務），拉撒的父親要把他留在澳門生活，並為他聘請了華人的中文老師。後來拉撒自己經商失敗，到了印度生活，輾轉被塞蘭坡的信徒邀請教授中文，並開始和浸信會傳教士馬殊曼（Joshua Marshman）翻譯中文聖經。

當馬禮遜還處於聖經翻譯工作的起步，拉撒和馬殊曼已於1811年印行了《馬太福音》和《馬可福音》的中譯本。馬禮遜在極大的競爭壓力下，希望加快翻譯速度，最終大量使用了巴設的抄本，並成功在兩年後（1813）完成新約全書的翻譯。後來，在塞蘭坡的浸信會譯者得悉這個《巴設譯本》的存在，也用來修訂及完成他們的譯本。結果，由於這兩個譯本——統稱二馬譯本，即馬禮遜、米憐譯本和馬殊曼、拉撒譯本——都受到《巴設譯本》的影響，在用詞上有不少相似之處。

雖說巴設的版本止於《希伯來書》第1章，因此馬禮遜和馬殊曼等要自行翻譯新約後面的部分和舊約全書，但當中很多重要字詞一直沿用至今，見證著《巴設譯本》的影響力。這些字詞包括：福音、使徒、義、恩、得救、天國、祈禱，等等，還有影響深遠的「神」字。

南洋宣教經驗與聖經本土化翻譯
由於二馬譯本的主要翻譯過程，分別在不甚開放的廣州外商範圍和印度塞蘭坡進行，所以少有機會讓華人讀者參與和給予意見。這種情況在二馬譯本完成之前已開始轉變，因為同屬倫敦差會的米憐（William Milne）在馬禮遜的建議下，於1815年在馬來亞的馬六甲設立宣教基地，逐漸發現南洋當地的多個華人社群是重要的禾場，有利於當地及中國福音工作的發展。

隨後到達南洋開展事工的還有：英國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Medhurst）和德國傳教士郭實獵（Karl Gützlaff，又譯郭實臘），這些傳教士有較多的機會接觸東南亞當地的華人，後來更用上多種書寫媒體去接觸他們，向他們介紹基督信仰，包括小說、月刊、福音小讀本等等。為求能擴大讀者群，這些閱讀材料多以較簡單易讀的明、清章回小說書面語（後稱淺文理）寫成。作為翻譯員，他們體會到初代聖經中譯的語句過於直譯，華人讀者讀起很不通順。雖然馬禮遜的新舊約譯本《神天聖書》是他和米憐合力完成的，但米憐在翻譯舊約時才加入，難以對譯本的翻譯語言和風格作出太大改變。

在馬禮遜去世後，麥都思和郭實獵有機會以較本土化的語言和用詞去重新翻譯聖經。所完成的新約版本通稱為《四人小組譯本》，由麥都思和郭實獵，再加上首位到華的美國新教傳教士裨治文（Elijah Bridgman），以及馬禮遜在澳門出生的兒子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四人合力完成。為首的麥都思除了用上較通俗的小說書面語，還嘗試將一些《神天聖書》中較為音譯的詞彙改為更地道的意譯表達，例如把「［口撒］咟日」（Sabbath）改為「安息日」，「吧［口所］［口瓦］日」（Passover）改為「逾越節」，「啦吡」變為「夫子」。

另一個影響深遠的改動是，把《約翰福音》第1章的「言」改為「道」，把中國已有的「道」的觀念引入為基督教所用。相信這種較本色化的翻譯和書寫方法，跟那一代譯者具備在東南亞各地宣教和接觸華人的經驗不無關係。《四人小組譯本》最終沒有獲得英國聖經公會的支持，但郭實獵自行以同樣風格把舊約全書翻譯完成。這個新舊約版本日後被洪秀全選上，成為太平天國聖經的基本底本。

結合中西的文言譯本
到了19世紀中葉，在種種不平等條約的影響下，中國陸續對外開放多個港口和內陸地區。基於這個政治上的重大轉變，新教聖經翻譯工作朝向兩個嶄新但不甚一致的方向發展：首先是不同地區的傳教士數目增多，製作一個眾人都能接受的合一譯本的呼聲也越來越大。但這個崇高的理念易說難行：1843年，在香港舉行了在華傳教士會議，會中決定委派不同地區的傳教士（delegates，即委辦）去共同翻譯出一個聯合的《委辦譯本》。後來卻因為倫敦差會，包括麥都思在內的幾位傳教士較為強勢，引發譯者與譯者之間，甚至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爭議。出現分歧的地方包括一些字詞的譯法，最嚴重的分歧莫過於「上帝」和「神」之間的選擇，也就是日後延續多年的譯名問題的導火線。


另一個爭議點是翻譯文字所用的書面語：麥都思認為一個用上文言文（後稱「文理」）的合一譯本才能獲得中國知識份子的尊重和重視，但以裨治文為首的美國傳教士卻喜歡較口語化和易明的小說書面語（即後來的「淺文理」）。由於雙方爭持不下，最終只完成了新約部分的《委辦譯本》，之後英國傳教士退出了委員會，自行把舊約部分翻譯完成。美國傳教士裨治文和克陛存（Michael Culbertson），則另行以他們認為合適的譯名和書面語去翻譯聖經，這個《裨治文、克陞存譯本》在中國沒多大流行，但在日本卻備受當地的美國傳教士垂青，還影響了日後完成的日文聖經翻譯。

在《委辦譯本》方面，英國傳教士也遇上難題，他們要使用艱澀的文言文翻譯出被華人知識分子接受的譯本。可幸的是，麥都思團隊不久就得到儒學學者王昌桂和王韜父子的幫助，順利完成《委辦譯本》的翻譯。麥都思稱讚王昌桂「因學識廣博，贏得『活字典』之譽」，而王韜「雖不如父親之廣博，而靈敏活用則有過之，文采優雅而論斷允當」。日後著名史學家及教育家羅香林，更以「辭句淵雅，富文辭氣息」去形容《委辦譯本》的文字。麥都思的文言文譯本取得成功，王昌桂和王韜兩位華人譯者功不可沒。

口語化譯本的出現
中文聖經翻譯上的另一個發展，可說是跟文言文譯本朝相反的方向走：當傳教士可以踏足中國多個地方，他們越發明白中國語言的多樣化，和人民識字率偏低的情況。當時很多福音對象，如婦女，都看不懂文言文，即使把聖經讀給他們聽，他們也是聽不明白。傳教士便開始探討以口語（白話）去翻譯聖經的可能性，至少希望唸給他們聽的時候，他們可以更加明白。傳教士也發現中國各地語言差異可以很大，因此需要用不同的白話文版本去配合各地方的需要，例如北方要使用官話，江南一帶要用上蘇州土白和上海土白等，而南部沿岸則需要福州話和廣東話譯本等。

這些都是以漢字譯成的版本；另外還有一些是以羅馬字母拼音譯成的，例如早期德國禮賢會傳教士呂威廉（Wilhelm Louis）和花之安（Ernst Faber）合譯的羅馬字拼音版廣東話《路加傳福音書本地俗話》，以及瑞士巴色會（現稱崇真會）以拼音翻譯的客家話聖經。這一類譯本主要是為方便傳教士誦讀而製作的。

首個最有名的官話譯本是《北京譯本》新約聖經，由幾位在北京工作和傳道的傳教士合力翻譯完成，當中包括同文館總教習丁韙良（William A.P. Martin），以及猶太裔的美國傳教士施約瑟（S. I. J. Schereschewsky）。由於施約瑟來自立陶宛的猶太家庭，自小入讀拉比學校，因此深諳希伯來文。在《北京譯本》推出後，他分別以官話和淺文理書面語去完成舊約聖經的翻譯，而他的官話舊約譯本和《北京譯本》對日後的官話《和合本》有很大影響。《和合本》中不少既優美又準確的翻譯都有施約瑟的翻譯痕跡，例如《詩篇》23篇，他譯成「使我臥在草地、領我到可安歇的水邊。使我心裏甦醒、為他的名引導我走義路。我雖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主常在我旁邊、你有杖有竿足安慰我」。

求同存異的共同譯本
到了1890年，在另一次在華傳教士大會中，多國的傳教士和英、美、蘇格蘭三大聖經公會，共同決定成立三個翻譯委員會，去完成新的一個共同譯本。這譯本的特色是它的多元性，以一個譯本但多個版本，去解決多年來中文聖經翻譯的一些重大爭議：例如同時接納「上帝」版和「神」版去克服譯名問題，容許「浸」版和「洗」版共存去消除浸信會與其他宗派的翻譯分歧，以及同時以文言文（文理）、小說文（淺文理）和白話文（官話）進行翻譯，以解決多方對書面語選用的異見。

《和合本》在推出後短期內獲得教會廣泛支持，一大原因是背後這種求同存異、願意妥協的精神。另外在文理、淺文理和官話三個翻譯委員會中的成員，雖然大多數是美、英兩國的傳教士，但華人成員也擔當了重要的角色。除了在多張《和合本》翻譯委員會的合照中可以見到華人譯者的蹤影，其中狄考文的同工王宣忱（又名王元德）更是重要的參與者。他不僅在富善眼中是狄考文的「好老師」，在《和合本》翻譯完成後，他為了改善《和合本》在文字流暢方面的「拮据」情況，更獨自重譯新約，並在1933年發行他的《新約全書》。雖然這個譯本流通量不多，但王宣忱見證了多年來中文聖經翻譯工作中西聯合的特點。今天我們仍在使用的《和合本》聖經，絕對是一個多國傳教士和譯者合力完成的結晶。

唐子明，加拿大西三一大學聖經研究及原文講師，加拿大卑詩大學及昆蘭理工大學中國及東亞歷史講師。

本文是英國聖經公會與CT合作紀念馬禮遜《神天聖書》全譯本出版200週年的系列文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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