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到了1980年代,因為相信「信心運動」的「信心方程式」這種神醫的方式,使得本來可以藉著現代醫藥得醫治的病人卻因而死人的案件越來越多,因此反對這運動的人也越來越多了。有不少書和刊物都報導這一類的事。例如,最悲慘的故事要算是 Larry Parker所寫的「We Let Our Son Die」(Harvest House 1980);他在書中見證指出:他的兒子 Wesley Parker患了糖尿病,他和妻子 Lucky請來一位信心神醫佈道家來為兒子祈禱?祈禱完之後,這位神醫專家要他們相信他們的兒子已經好了,而且強調真信心是不看病徵的,病症不過是假像而已。於是,這對夫婦就將他們的兒子原本需要的胰島素丟掉,以為專心靠「信心」可以治病。誰知他們的兒子的病勢加重,甚至進入昏迷狀態。這對 Parker夫婦認為這病徵只不過是撒但用來欺騙他們的方法而已,所以他們仍然繼續宣告他們的兒子已經好了,直到1973年八月廿三日,他們的兒子死了。Parker夫婦並不為他們的兒子舉行安葬儀式,反而舉為兒子舉行了一個復活讚美聚會。可是、他的兒子並沒有復活,Larry Parker認為原因可能是參加這聚會的人沒有信心,於是將所有沒有信心的人趕走了,他仍憑信心等候他的兒子復活,並且等了足足一年。結果這對 Parker 夫婦被美國司法部門強力介入並被控虐待兒童和誤殺,法庭判他們五年監禁,緩刑執行。
另一個悲慘的故事是一位在美國印第安娜州信心召會(Faith Assembly)的牧師,名叫Hobart Freeman自己。他教導別人相信「信心運動」,而他自己郤死於信心運動。他深受這信心運動所影響,他的腳患了潰爛症十分嚴重,但他完全拒絕接受藥物治療。到了他死前幾個星期,他講道不能站立,要坐下來講道,甚至因此患了肺炎。即使到這樣的地步,他仍然拒絕接受藥物治療。結果到了1984年十二月八日、他終死於心臟功能失調。說清楚一點,他是死於自己的「信心」。根據可以調查證實直接被信心運動害死的人數、竟多達九十人之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