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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開重霧 ——聖經無誤，故我心火熱

	分享人:	蘇打紅
	分享日期:	2015/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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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開重霧 ——聖經無誤，故我心火熱
曾劭愷

本文原刊於《舉目》68期
http://behold.oc.org/?p=23593

BH68-40-7434-圖1-談妮攝-DSC_0333r 大衛．史特勞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在1835年出版的《基督生平批判研究》中總結道：“我們現在的研究結果，顯然湮滅了基督徒過往相信的、關於救主耶穌基督最重要且最寶貴的部份，根除了基督徒從信仰獲得的生命力的動機，使他一切的安慰都枯萎了。18個世紀以來餵養人類的真理與生命的無限寶庫，似乎無可挽回地消散了。至高超然者變得與塵土同等。上帝的恩典、人類的尊嚴，皆被剝奪。天地之間的連結，也被切斷了。”（註1）

這本書斷言，福音書出自迷信時代，而啟蒙時代的人無法再視其為上帝啟示的真理與史實，必須將之當作“神話”（mythus）來詮釋。

史特勞斯深知，此舉等於直接挑戰基督信仰“最重要且最寶貴的部份”──上帝的話語！

巴刻：一生之愛，有增無減

恩師巴刻博士（J. I. Packer）在90年代追憶：“當年我發現，加爾文說，藉由聖靈內在的見證，每個基督徒都經歷到，聖經是上帝用權柄對他說話。我雀躍地想：從來沒人這樣教導過我！

“我當時對加爾文一無所知，但他所講述的經歷，正是我自己長久以來的經歷。

“後來，我發現范泰爾（Cornelius Van Til）說，聖經是他的主基督寫給他的信。我的心又再次道出‘阿們’。

“事實上，聖經引導基督徒所進入的普遍經歷的一部份，正是聖經以上帝的權柄向我們的思想與意志發出挑戰，使我們經歷到自己裡面無法否認聖經是上帝的話語。靠上帝恩典，這是我一輩子作為基督徒的經歷──至今亦然。”（註2）

1958年，巴刻年僅32歲，獲牛津大學博士不到3年，已以《基要主義與神的道》（Fundamentalism and the Word of God）捍衛“聖經無誤”，而名聞天下。歷經60餘載，老巴刻仍深愛上帝的話語，有增無減。

我們這時代，“聖經無誤”給人一種食古不化、不近人情的印象。許多聖經研究者因而妥協：“聖經記載僅管多處自相矛盾、不合史實，甚至在道德與神學上提出謬論，但上帝卻不嫌棄這本書，仍藉它對我們說話，正如祂接納我們這些不完美的罪人。”這使許多人覺得，堅持“聖經無誤”，是一種沒有憐憫的完美主義。殊不知歷代聖徒堅持“聖經無誤”，正因他們知道，無誤聖經是罪人認識基督的唯一途徑──這正是本文的立論。

許多人聲稱，當代保守福音派的“聖經無誤論”，源於19世紀舊普林斯頓學派的基要主義，乃18世紀蘇格蘭啟蒙運動的產物。根據這種說法，19世紀前的基督徒並無“聖經無誤”的概念，乃接受有誤的聖經為上帝的話語。

此說與史實恰恰相反。“聖經有誤，但上帝仍藉著它說話”，或“聖經有誤，但仍有其文化價值”的觀念，才是來自於18、19世紀。此前，歷代聖徒皆認為，聖經無誤乃理所當然。

歷代教會、聖徒：理所當然！

的確，當代保守福音派所表述的“無誤論”，一部份源於19世紀舊普林斯頓學派。而舊普林斯頓學派也的確使用蘇格蘭常識哲學，來反駁啟蒙運動對聖經權威的挑戰。然而，“聖經當中沒有任何錯誤”，對深愛上帝話語的歷代聖徒而言，乃理所當然。

每個時代、每個文化，對於“謬誤”有不同的側重點與定義。因此，教會會在不同時代文化處境中，對各種“聖經有誤論”作出不同的回應。當代福音派的“無誤論”，是在20世紀處境中，表述歷代教會一致立場：聖經是上帝的話語，完全可靠，沒有任何謬誤。

其實自由派學者大多同意，“聖經有誤”的觀念，是啟蒙運動帶來的。然而，20世紀的“新正統派”，想肯定“高等聖經批判”與“聖經有誤論”，同時又想擁抱歷代教會教義正統，因此發明了一種扭曲史實的理論：“聖經無誤”是19世紀基要派產物。此前歷代教會正統皆接受“聖經有誤”，相信上帝使用“有誤的聖經”對人說話。

BH68-40-7434-圖2-Tertullianr×特土良

當然，要在啟蒙運動前的正統神學文獻中找到“聖經有誤”之語，是不可能的。新正統派學者費盡心思，終於在教父特土良（Tertullian，第二世紀）的著作中，找到這段話：“四福音敘事順序不同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四福音在信仰上的本質內容上傳達一致的信息。” （註3） 新正統派學者認為，這裡的“不同”一詞，意思就是“矛盾”。

然而，特土良在此使用的“不同”（拉丁文：variavit；英譯：varies），並無“矛盾”之意。他在這部著作第一章的標題中，就用了這個字，說明聖經都是上帝的話語，不會自相矛盾：“一些真實的對立張力存在於舊約與新約兩個時代。這些‘不同點’（英譯：variations）與同一位上帝卻是一致而不矛盾的，是祂安排了這樣的順序。”（註4）

為何特土良如此強調新舊約眾書卷不相互矛盾？原因是在特土良的時代，亞里斯多德邏輯是斷定謬誤的標準。特土良雖排斥希臘哲學，卻接納了亞里士多德邏輯的“無矛盾律”。特土良寫道：“我堅持上帝的良善必須合乎理性（邏輯），因只有合理的善才是真的善。‘良善’本身不可能有任何非理性（不合邏輯）的瑕疵。”（註5）

對特土良而言，若聖經敘事順序確實是上帝安排的，那麼這些順序上的不同，若造成邏輯上的矛盾，就等於聲稱上帝自相矛盾。特土良相信，“不同”不等於“矛盾”，良善的上帝不會自相矛盾。

×馬丁路德

新正統派亦經常聲稱，馬丁路德認為聖經有誤。（註6）這種觀點，始於19世紀末自由派非主流學說。（註7）當時主流自由派都認為，路德主張聖經無誤。（註8）路德清楚表明：“我已學會將‘可靠無錯’的榮譽，單單歸於那些被接納為正典的書卷。我深相信這些作者當中沒有任何一位有任何謬誤。”（註9）

其實，這是宗教改革一致的立場。改教家布靈爾（Heinrich Bullinger, 1504-1575。編註）教導：“上帝在本性上是真實、公義、良善、聖潔、永生、恆在的。祂的話從祂口裡而出，與祂本性相應，亦是真實、公義、毫無虛偽或謊言、無錯誤（ohne Irrtum）亦無邪惡的動機、神聖、良善、永生、恆在的。正如主耶穌在福音書中說：‘你的話就是真理。’”（註10）

×加爾文

新正統派亦聲稱，加爾文從未主張聖經無誤，因加爾文不信“逐字默示”的教義。

的確，加爾文並未詳細探討“默示”，但他清楚強調，引領我們來到上帝面前的話語，不能有誤：“單是相信不能騙人或撒謊的上帝是可靠的，並不足夠，除非你毫不懷疑地相信，一切從祂而出的都是神聖而不可違背的真理。”（註11）

×清教徒

有些新正統派學者甚至聲稱：17世紀清教徒都認為聖經有誤，不過上帝仍藉聖經對人說話。（註12）然而，清教徒弗拉沃爾（John Flavel, 1627-1691。編註）表明：“聖經都是上帝的話語……作為上帝所賜的獨一準則，聖經……必須是完美的。”（註13）

若“完美”一詞不夠清楚，那麼我們可聆聽清教徒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 1615-1691。編註）的解釋：“所有的真理皆為真理，在其自身都是一樣真的。如此，若所謂‘確定’指的是可靠、無錯的真理（infallible truth），那所有的真理皆如此確定，而上帝所有的話都是真理……因為‘上帝不能撒謊’這真理，是我們確定的知識的基礎。”（註14）

×巴克斯特

或有人反駁：“就算這些歷代信徒都說上帝的話語是真理、不會出錯，但他們從未說‘聖經敘事都合乎史實’。‘歷史無誤’的觀念，是19世紀的產物。”

的確，19、20世紀的“無誤論”，為了回應19世紀自由派“歷史主義”（historicism），特別強調“歷史無誤”。不過，這不代表“歷史無誤”是19世紀的產物。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 1615-1691。編註）清楚說明：“假設我們知道這都是錯誤的，那麼眾人豈不都會鄙視並恨惡報導這些事的人嗎？……我們可以確定，這整個歷史都是真的，而聖經無誤地報導這些事情。”（註15）

BH68-40-7434-圖3-談妮攝-DSC_0064r“有誤聖經”：啟蒙運動的“致命割裂”

認為聖經有誤，卻又在某種程度上接受基督教信仰，這是18世紀後才有的。17世紀，就連英倫經驗主義者洛克（John Locke），在高舉經驗理性與自然科學、懷疑三一神論之餘，都相信“逐字默示”，且信聖經所記載的神蹟乃史實，相信聖經是上帝的話語。

僅管洛克潛意識上高舉人類理性過於聖經權威，但他仍相信：聖經既是上帝的話語，就不可能有誤。因此他認為，整本聖經的內容，都不會與人類理性衝突（註16）。

×18世紀

18世紀，康德（Immanuel Kant）提出“現象”與“本體”的鴻溝，否定形而上學的可能性，將上帝排除出人類理性範圍。對他而言，上帝存在是人類道德判斷的前提，但祂存在於可認知的世界之外，因此人不可能認識上帝。簡言之，康德所建構的，是個無神的世界——上帝存在，但祂不存在於這世上。

×20世紀

20世紀新正統派神學家托倫斯（T. F. Torrance）稱此為“上帝與世界間致命的自然神論割裂”（“fatal deistic disjunction between God and the world”）。可惜他自己亦未能解決此“割裂”（註17）。

前文提及的大衛．史特勞斯，正是在這種世界觀下審視聖經，認為福音書所報導的神蹟都是“神話”——有些是以古代迷信世界觀曲解歷史事件，有些是憑空杜撰離奇事件。

對於這種“神話”觀，我們要問：新約時代真的那麼迷信嗎？保羅為何要駁斥不信身體復活的人（參《林前》15）？原來，當時希臘知識分子與部份猶太人（撒都該人），都建構了“無神的世界觀”：上帝存在，但祂不存在於這世上。而這種“割裂”，其實早在初代教會，就由“道成肉身”的福音證偽了。康德、史特勞斯這些以“啟蒙”自豪的思想家，以為新約作者很迷信，豈不知啟蒙運動想要顛覆的世界觀，早已先顛覆了他們引以為榮的世界觀。

×間接話語？

到了20世紀，布特曼（Rudolf Bultmann）也稱聖經為“神話”。他認為聖經學者的責任，就是將聖經“去神話化”，撥雲見日，找出“神話”所承載那超時間（timeless）的道（kerygma）。

巴特（Karl Barth）反對布特曼的觀點，強調，上帝啟示並非超時間，而是藉歷史自我啟示。因此他用“史詩”一詞（saga），代替“神話”（註18）。然而，巴特也接受康德的世界觀，認為歷史當中沒有任何事物能直接啟示上帝。誠然，上帝可“藉蘇聯共產主義、長笛協奏曲、茂盛的灌木，或死狗來對我們說話”。（註19）但這些屬世的事物，本身並非上帝的話語，而是上帝用來對人說話的媒介之一。

巴特認為，聖經亦然，只不過聖經被上帝揀選，並賦予特殊權威，因此信徒當慣常從聖經來聆聽上帝的話語。然而聖經本身不是上帝的啟示，而是對啟示的見證，在“見證啟示”的事件中，才偶然“變成”上帝間接的話語（註20）。

對巴特而言，唯有基督是上帝直接的啟示（註21），聖經並非絕對權威，只有“基督啟示”才是絕對權威。

這種聖經觀，深深影響了新正統派及部份福音派。然而我們要問：聖經若有誤，那麼我們所認識的“基督”，是哪個基督？我們發現，巴特的“基督”，與迦克敦信經所認信的基督（愈來愈多巴特學者反對用‘基本上屬迦克敦’來形容巴特的基督論），及聖經字義上所論述的基督，相當不同。巴特的“基督”既非聖經的基督，那這“基督”是從哪裡來的？

無誤聖經──信徒的安慰、喜樂、頌讚

我升高三那年暑假，有位教會長輩告訴我：“聖經是可以批判的。不要以為聖經講的就一定要信。”

對於叛逆的青少年，這何等令人振奮！我將這“好消息”告訴家母，她理性、平和地反問我：“如果聖經是可以批判的，那你還信什麼？”

我立時語塞。若聖經有誤，那我所信的基督，是哪個基督？

×信媽媽的話

在牛津大學研究近現代神學、寫完博士論文後，我更堅信，唯有無誤聖經所啟示的基督，才是真的基督。

讀博士時，我內心某處曾暗暗希望，那些近代神學家及哲學家能說服我，讓我也覺得聖經有誤。但他們的神學困境，反倒讓我更堅信聖經無誤。母親簡單一句話，在我心中比巴特劃時代的巨著更有份量。我並非“聽媽媽的話”的孩子──我是很叛逆的。我相信了媽媽那句話，是因為聖靈內在光照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