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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喚醒的世界

	分享人:	陳雪梅
	分享日期:	2013/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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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網路


　　麥可•艾利斯是一個學者和教師，非常滿意自己的生活。然而，首次的軟禁期間，他成為翁山蘇姬在國際上的發言人。這是一個他既不喜歡，也不適合的公眾角色。但他仍勇敢承擔。他向聯合國、無數的人權組織和極欲想深入了解大學路情勢的外國政府，說明翁山蘇姬和緬甸民主運動的來龍去脈。
　　「麥可令人印象深刻，」彼得•凱瑞說：「他對自己沒有任何的野心。他原本快樂地活在鎂光燈外，但是現在他必須自己擔下支持她的任務，對此，他做得非常有技巧。他強調她的處境，但是小心謹慎地不曲解她的話，以表達自己的想法。這幾乎是一個烈士的角色，而不幸地，最後他也成為烈士。」
　　麥可•艾利斯出於護妻之心，「我不是政客，更不是緬甸人。」麥可說：「名義上，我只是她的丈夫，而身為她的丈夫，我竭盡所能讓她得以獲釋。」
　　依據他在牛津的朋友指示，他們說服他，最好的方法就是透過公眾，透過國際對緬甸的關注，就能保證翁山蘇姬的生命安全。只要她受到傷害，將軍們將難辭其咎。
　　他的辛苦貢獻在一九九一年秋天得到驗證，翁山蘇姬獲頒諾貝爾和平獎，她的名字忽然和迪斯蒙•圖圖（Desmond Tutu，一九八四年得主）、萊赫•華勒沙（Lech Wałęsa，一九八三年得主）、及泰瑞莎修女（Mother Teresa，一九七九年得主）同列。「國家法律與秩序重整委員會」立刻意識到，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殊榮和公然抗議，但是他們無法阻止亞歷山大和金在挪威奧斯陸替母親領受這個獎項。當時年僅十九歲的亞歷山大，代表母親發表感言。
　　「我知道，假使我的母親現在是自由身，她一定會感謝大家，並請求大家為施壓者及受壓者祈禱，祈禱他們能拋下武器，團結一心，共同打造一個以人性和平精神為基礎的家園。
　　雖然我的母親常被描述為一個以和平手段爭取民主改革的政治異議者，但我們理應記得的是，她對民主的追求，是人人皆有的基本精神。正如她所言，『精神革命才是革命的精髓』，此外，她也寫下奮鬥的『基本精神準則』。能否實現完全取決於人類責任。於責任根源，我引述她的話：『完美的概念，必須敦促成就，必須藉智慧找到往前的路，必須憑藉意志堅持正道，即便沒能達到終點，也至少在距離上要超越個人局限。』
　　她說：『活著，就是要有勇氣承擔他人需求的責任……且必須樂於背負這樣的責任。』」
　　對麥可•艾瑞斯來說，這是五味雜陳的一刻。為亞歷山大向全世界發表演說感到驕傲，其中也參雜了對妻子的思念。「這是一段黑暗時期，」麥可在典禮後的記者會上說。聲音顫動，眼泛淚光。　　「但我很肯定一定會有改變。我對未來樂觀看待。緬甸將會開放。這只是早晚的問題。」
　　軍政府決定在他們的宣傳裡，利用麥可的公眾角色。他們指出，翁山蘇姬嫁給一個「外國人士」，而且還是來自前殖民政權的外國人，這個指控，從一開始就是他們攻擊的論點。現在，除了這個論點，他們又扣上一頂帽子，他為她護航，這就是計劃好要對抗緬甸的新殖民陰謀。他們竭盡所能要破壞這段婚姻。作家芭芭拉•維克特在九○年代中期訪緬甸時，會晤了一些將軍。
　　「為何她會決定放下孩子和丈夫？」一個任教於仰光理工學院且支持軍政府的教授問。「我和她說過話，當時還是奈溫時期，她才剛嫁給艾利斯先生，而且只有一個孩子，她回到緬甸，為父親的墳掛上花圈。當時她告訴我，她並沒有任何回到仰光的念頭。很顯然，她被家庭困住了，她的婚姻肯定已經出現困難，否則她怎麼會忽然決定，拋下她的丈夫和兩個孩子。」
　　一個政府部長，也支持這個可笑的論調：「說白點，這就是一個解決生活情緒的乖張方法，離婚的形變就是軟禁。為何我們的國家，非得插手一對夫妻的家務事？」
　　全球人士沒有被這種論點說服。反之，國際獎項和殊榮，紛紛雨落在大學路的囚犯身上。她榮獲挪威托洛爾夫•拉夫托紀念獎（The Professor Thorolf Rafto Memorial Prize）人權獎項、歐洲議會薩克洛夫獎（European Parliament’s Sakharov prize）、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西蒙•玻利瓦獎（UNESCOs Simón Bolívar prize）、維克多•哈拉（the Victor Jara distinction）殊榮、尼赫魯獎（The Jawaharlal Nehru prize）、威廉•埃夫里爾•哈里曼民主獎（William Averell Harriman’s democracy prize）；幾年後還有都柏林市自由獎（the Freedom of the City of Dublin award），和瑞典歐洛夫•帕美獎（the Swedish Olof Palme Prize）。這些只是其中幾項殊榮。
　　她能得到廣大關注的原因之一，絕對是翁山蘇姬的個人特質。她竟膽敢起身反抗，世界上其中一個最殘暴的獨裁政權。這壓根是典型的以小博大。
　　或許西方世界的強烈反應，歸咎於腐敗的良知。許多國家，在奈溫軍事統治期間，或多或少都刻意容許這樣的狀況。伯提•林耐在他的《緬甸起義》（Burma in Revolt）描寫西方的著名學者和政治家，如何對緬甸政權的迫害視而不見，英國時代和五○年代短暫的民主時期，如何成為歷史裡的插曲，以及殖民時代後，一個國家回到原本的統治體制，是何等自然的過程。少數民族被視為狂熱的分裂派──就好比美國南北戰爭（American Civil War，又稱美國內戰）時的南部各州。現代化的要求就是，這些小的「部落社會」整合成一個更大的國家。這些族群，要求從仰光獨立出來的正當理由，似乎不具任何重要性。這樣的認知，在六○年代到七○年代的左派分子間，特別常見，他們將內戰權歸咎於前英國殖民政府。
　　緬甸人民一再重複告訴仰光外國訪客，人民厭惡軍政府，但是只有少部分的人聽見這些話。好幾次奈溫為這件事備感壓力，他總是強調內戰和邊境的不穩定，更讓民主成為不可能。他宣稱，時機就快成熟。民主化的過程即將開始。
　
　　當然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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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雪梅	願天下百姓,能脫離受綑綁的景況,而能身心靈全然自由. 發言日期:2013/03/06